跨越晚清到民国的“廖三家”

醉花阴

从晚清到民国期间，廖临轩、廖石庵、廖复初祖孙三代在应城经营“廖信记”、“廖爱记”、“廖利记”膏盐矿业，人们习称“廖三家”。廖氏祖孙三代三个商号，一业相传，跨越大半个世纪，对应城膏盐矿业影响较大。

廖氏是随县（今随州市）环潭廖家寨人。廖家寨族长为廖临轩之父，人称“廖老太爷”，是廖家寨一方“土皇帝”，也是一个虔诚天主教徒。老太爷长子廖临轩生于1855年，少时熟读《四书》、《五经》，却秀才不第；20多岁时，也笃信天主教，成了传教士捧经者。1882年，廖临轩随天主教意大利籍康神甫来应城，住在卧虎岗坝子上（位于今城北街办红堂村）传教。一个偶然，廖临轩依仗洋人帮徐姓峒商打赢官司，徐氏在人胜矿不胜的窘迫中，答应将封峒蓄卤的“惠然井”以12000串卖给廖临轩。当临轩将此情告知家中堂兄弟时，引起强烈争议，其堂兄弟都持反对意见；这时，临轩妻子毛氏则全力支持丈夫。这毛氏是毛家老湾地主的独生女，在家读过一些诗文，知书达礼，处事颇有见地。她对着众人，落地有声地说：“你们怕亏了，我不怕！真要亏了，就用我毛姓田产来抵，不损廖家祖业！”毛氏帮助临轩携资到应城买下“惠然井”，开始廖家膏盐业经营路。

廖临轩花巨资买下“惠然井”，又出钱修建盐棚厂房。因信奉天主教和康神甫的关系，也因帮徐家打官司缘分，廖临轩在坝子上很快得到徐姓等人支持，也迅速发展一些教徒。为此，他又花钱在坝子上建筑一栋三间平房（即应城坝子上“红堂”天主教堂），专供传教士传教。廖临轩就住在坝子上“惠然井”盐厂，并立商号“廖信记”，主持汲卤熬盐。

“惠然井”盐峒卤水特别浓，熬出来的盐既纯白又高产，盐价高，销路好，盈利颇丰。这既有机遇，也有管事陈子亭所起重要作用。廖临轩采取“以厂养厂，母鸡下蛋”办法，以“惠然井”盐峒所赚钱作资本，请人在坝子上新开“三斗丘”、“五斗丘”、“东堰角”、“余家山”、“景家桥”5对峒。廖临轩大发其财，从1882年到1920年，在近40年时间里，廖家田产从原来700石增加到1000石；在廖家寨建天主教堂一座，能容教徒500人做弥撒；在武昌城后补街购置三间两进瓦房一栋。廖临轩膝下有5子，其中三子、四子幼年即逝，长子、五子中年夭亡。1919年，他年近7旬，自感心力不济，便将二子石庵召到应城承继其业；他和妻子毛氏就住进武昌后补街。廖临轩于1924年病逝。

廖石庵生于1888年。少时上过随县学堂。因兄弟相继去世，他20岁成家后，就在廖家寨协助其母毛氏掌管和料理田产祖业。时至1919年，他刚过而立之年，就奉父命来到应城，承接父亲开创的“廖信记”全部膏盐产业。除“惠然井”盐峒继续熬盐外，廖石庵又将“三斗丘”、“五斗丘”、“东堰角”3对膏峒封峒浸水，汲卤熬盐；因“余家山”、“景家桥”两对峒膏层厚、膏质好，继续采膏，并在应城湾上和汉口硚口设置膏号，转运和自销石膏。1920年到1930年，也就是石庵接手后头10年，应城膏盐两业均处于兴盛时期，“廖信记”膏峒盐棚收入均好。与此同时，石庵开始筹建“廖爱记”新业。他选择丁家岗附近赵家上塝，采用从地面斜着打下去的办法，称做“百步三丈峒”（即前行一百步就有三丈深），到10丈深就可见膏层，到50丈深就有好几层，峒开成后，定商号为“廖爱记上栈”；一年后，他又在赵家下塝开一对峒，定商号为“廖爱记下栈”。1925年，他在汉口结识汉阳铁厂某老板。这位老板为销售生铁，派技术员到应城膏盐峒上安装熬盐的钢管和铁锅。借此机会，石庵投资在城关北门外买下吴姓一栋坐西朝东的平房并扩建，前后共有5重，前沿街心后临河边，沿街门面营业，二、三重堆货，四、五重后院作生产铁锅场地，定商号为“廖永盛”。“廖永盛”于1926年正式开张，铺面销铁锅、瓷器，后院作坊雇请铁匠师傅打铁锅，生意兴旺，直到1938年应城沦陷后停业。1936年，石庵又在城关北门外开杂货铺“鸿顺永”，经营海带、银鱼、油糖酱醋、水烟等杂货，兼设糕饼房，自制各种糕点酱品，这些为峒上伙房和工人所必需，日销量很大。石庵还利用其父临轩在武昌后补街购置的房产，开设“永盛”印刷馆，为教会承印“圣经”、“教义”等书籍，经营时间达5年。

廖石庵的管事张方城是其姨侄，20多岁时即在环潭镇从商。1942年，石庵妻子李氏由廖家寨来应城“内助”石庵，带来张方城。方城来应不久，就与应城商界、政界等方面头面人物结交甚好。应城沦陷后，石庵离开应城，廖家膏盐矿业由方城主持。他与日伪县长周明钦、伪警察局长刘文彬等相处极好，特别和刘文彬有“金兰”之交。他多方周旋，把“廖信记”膏盐峒厂归入周明钦主办的盐业公司制盐总厂，使之在日伪时期未被日军烧毁，并保持生产。在日伪对食盐严加封锁时期，他也私下给新四军送些盐和“抗日乐捐”款。他在“廖信记”、“廖爱记”当管事、总管事达20年，一直“尽忠尽职”，按额定工资收入养家糊口，所赚钱全部送交石庵妻子李氏收讫；直到1943年石庵去世后，他才挖走“廖信记”资财。1945年日军投降后，方城脱离廖家另立门户，在西山开办盐厂，在城关北门外开设“大公绸缎铺”。

廖石庵去世后，留下膏峒5对、盐厂4座，在应城城关有3处房产，在武汉有两处房产，店铺2个，天主教堂2座；在随县有良田5000多亩，估计总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廖石庵有4子2女，在购得汉口岳飞街11号楼房后，他便携带妻儿常住此处。其妻李氏是一位擅长社交的女性，住进岳飞街后不久，便与住同一街的汉口地皮大王刘强的哥嫂相识，且过从甚密。随后，刘强哥嫂纳石庵长子廖仲琴为婿。廖仲琴曾出任日伪应城膏盐公司总务科长，经收廖家膏盐业盈利；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赴法国。

廖复初是廖临轩长门长孙，石庵的亲侄，生于1908年，其父廖海门中年去世。复初幼时在廖家寨读私塾，后进随县初中和武昌文昌中学就读。1924年，因祖父临轩在武昌病故，祖母毛氏返回廖家寨；刚过20岁，祖母就叫复初来应城，襄理二叔石庵经营膏盐矿业。到应城不几年，复初就以“廖信记”、“廖爱记”大少爷和老板身份，先后出任应城膏盐公会执委和石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与“陈元记”陈愚安、“德余堂”杨友吾、“蒋富记”蒋继先，并称应城峒商“四大少”。

应城沦陷后，复初回到廖家寨，伴随祖母毛氏料理田产。这位毛氏是位很有胆识女性，从年轻时大胆支持丈夫到应城买峒，到战乱时已年逾9旬，丈夫已去世20余载，她都能将廖家产业和家务掌管得井井有条。抗战中，廖家寨是国民党第五战区辖地，坚持抗日的127师师长陈离就住廖家。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也常在廖家寨子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廖家也在共产党统战政策感召下，支持和参加一些抗日活动。1940年，毛氏和复初就支持在应的“廖信记”盐厂，一次送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食盐5000公斤，另一次送交应城抗日民主政府日币1万元。1945年冬，王震将军率领中原军区2纵359旅，继攻克枣阳后，撤回随县洛阳店、环潭休整时，已是无米举炊。这时，鄂豫边区鄂北专署专员李实来到廖家寨，找毛氏求援几万斤粮食。毛氏闻听李实专员说明来意，把一大串钥匙往桌上一放，大声道：“专员，你们共产党作得对，新四军打得好，只要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几万斤粮食算得什么？”接着对侍女道：“喊管家来，马上开仓，给新四军送粮。回头开筵，为专员和贵客洗尘！”抗战胜利后，廖复初重返应城，继承和主持全部产业，首先将“廖信记”在坝子上的5对膏峒，从日伪膏盐公司制盐总厂清理和接收过来，自主经营，月产盐3万多斤，并于1946年春选地开凿“福利井”膏峒，半年时间打成，立商号为“廖利记”。至此，廖复初才真正开始经营自己的膏盐矿业。

廖复初作为“廖利记”老板，偶尔也到峒上看看。年老时忆及峒下情景，深感愧疚，他说：“以前认为廖家的兴盛是一家三代苦心经营的结果，却不知廖家的资产浸透了矿工的血汗，是无数矿工付出极其艰苦的非人的劳动甚至生命换来的。”1947年，“廖利记”膏峒停产，复初只得封峒蓄水；随后，将“廖信记”、“廖爱记”、“廖利记”所有6座盐厂，分别交谢子进、杨国威、张明哲等管事全权经营。他自己住进“鸿顺永”杂货铺悉心经营杂货业，盈利可观。这时，廖复初作为“鸿顺永”杂货铺老板，跻身于应城商界，并被推举为县商会会长，并于1947年10月以商会代表，当选应城县参议会参议员。1949年3月应城解放，廖复初与其它私营老板一样，停业观望。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廖三家”“6座盐厂，在矿区人民政府组织领导下，相继恢复取卤熬盐。“鸿顺永”杂货铺也在城关继续营业。结束应城土法熬盐历史后，廖家盐厂于1952年初自行倒闭。“鸿顺永”杂货铺于1955年实行公私合营。“廖三家”从此汇入历史洪流中……

（真言/整理）

随天随地

随州名门大户，应城商界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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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的几位人物链接
廖仲琴（1919— ），随县澴潭镇人，出生于武昌。国立上海震旦大学法律系毕业，法国巴黎大学国际公法博士。台湾当局“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驻中非共和国大使馆”大使，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秘书。去台湾后担任过蒋介石的法文秘书。（蒋介石）
陈 离(1892-1977年)四川安岳人，字显焯，号静珊。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第三期炮兵科毕业。

1915年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历任陈离
陈离
排、连长。在四川军阀混战中，不断升迁，到1925年升任邓锡侯部旅长，率4个团驻防广汉、新都两县。1927年开始接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改造旧部，建设防区。1930年10月，部队发生兵变，受到处分。但仍然营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1934年与中共恢复关系，协助建立川东地区情报网。红军长征时，帮助萧克率领的红军顺利通过川境。1937年任一二七师师长，跟随邓锡侯总司令出川抗日。到达太原后，与八路军太原办事处长彭雪枫接上关系，密切合作。1938年，在滕县与日军作战中右腿负重伤。次年以武器弹药支援新四军李先念部队，事泄，于1940年调回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并免去军职。1943年9月任四川防空副司令，次年任成都市市长。1946年因拒绝执行省主席张群查封《华西晚报》命令被免职。1947年6月任泸州行政督察专员。1949年1月又被撤职，回到川西农村，做川军策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加入民革，任民革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湖北省副省长、中央农林部副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