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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作家龙应台为官这两年:我唯一能用的“武器”就是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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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3 08: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2年2月,以“黑马”姿态进入马英九行政领导班子的龙应台,在当年的民调满意度调查中高居榜首。

余光中曾形容早期的龙应台是一股“龙卷风”,像梁启超那样披着启蒙先锋的战袍,揭示社会病情。但对于她进入政坛的决定,他总抱着担心,担心这股龙卷风,扛不住政坛的夜长梦多。

两年过去了,很多人觉得,《野火集》里那个彪悍的龙应台“变柔软了”。这一点,龙应台并不否认。一部分的柔软是刻意为之,一部分的柔软却是发自本心。

进入“文化部”的龙卷风也的确尝尝失眠,但风势似乎没有中断的意思。

“头一年,我的感觉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时候,会问自己'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整整头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挣扎的状况。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这就是现实。大概是两年来,我觉得这是最艰难的一件事情。”

“如果再晚4年,我不会干。如果这辈子还要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

龙应台脱掉鞋子,赤着脚踩在草席上。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间,她似乎并没感到什么不自在,她把手背在身后,偶尔像小女孩一样踮起脚,腰间细长的红色皮带若隐若现。身边的官员一副“向长官报告”的姿态跟她聊天,她倒是大剌剌地开着玩笑,眉毛扬得高高的。不施粉黛,一对金属耳环格外醒目。

这是一栋刚修复不久的日式建筑,房梁上的油漆刚刚刷过,铺在地板上的草席带着点夏天的味道。龙应台有些骄傲地告诉在座,这个修缮后的“齐东诗舍”,将用于举办诗歌相关的活动,作为台湾“诗歌复兴的堡垒”。

就任台湾“文化部长”两年,龙应台提了很多个“复兴”,仿佛急着要为那个曾经她呐喊着改变的台湾找回什么。“我知道现在台湾人心里会有挫折感,也有很深的不安。可是这片土壤的人情和温润,是贯穿着整个台湾文化的最珍贵的品质。”就职两周年的交流会,龙应台捧出了两年来的第一篇文章,《温润,是台湾最珍贵的品质》,文章末尾,署着她风格遒劲的签名。

“也许你看见了别的什么,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金门九十岁的董天补,坐在小板凳上弯着腰,低着头,全神贯注地在一支灯上描绘花朵。他到市场买雪白的棉布和淡绿色的洋菜,把洋菜炼出的汁涂上棉布,扎上紧绷的竹架,然后把人家的姓氏和堂号描上,再细细画上最代表岁月安好的牡丹花,就是人们结婚或新居落成时希望挂出祈求幸福的子婿灯。洁净的小屋里有吃奶的婴儿睁着萌眼观看,屋外有啼叫的公鸡在昂首散步。董天厌的灯,全台湾仅此一家,‘文化部’将他的技艺列册,提供传习。

五月五日晚上,我看见蔡明亮从欧洲发来的简讯:‘肯定要让您惊吓,这趟长征,我亦一路惊骇,小康在转机(维也纳到布鲁塞尔)就小中风了。首演在提心吊胆下完成,但仍有可观,反应很好。第二次他表现更惊人,今天医生也说他有很大进步。刚助理传来消息,票也卖光,比利时两大法语报也给高度评价,我稍稍放心——此行简直如唐僧西天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菩萨保佑。’蔡明亮和李康生正在‘文化部’所支持的欧洲巡演途中。”

龙应台依旧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她用并不明亮的嗓音说着在每个角落里她看到的温润台湾,也感慨着两年来倾注心血的文化立法和文化工程,略带唏嘘,但温暖的氛围并未持续太久,被一个声音忽然打破了。

“前两天在出版产业座谈的时候,‘部长’回答一个问题时说,对电子出版的商务模式不太了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回响相当的热烈。我们的留言区非常热情,大家都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的‘文化部长’不知道电子出版是什么!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请‘部长’解释一下?”一位台湾媒体记者举着话筒,有些兴奋。

“哈,我怎么可能不知道电子出版是什么呢?”龙应台的笑意仍挂在脸上,语气肯定地纠正。“那天是意外的有一位朋友提问,说‘你作为作者,为什么自己的书都没有出成电子书?’我的回答是,两年半前,当我仍是作者的时候,有人来和我谈书的电子出版,但我觉得那个模式还不是很成熟。”

话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此时的龙应台,周身披着件看不见的铠甲,每一句不经意的谈笑背后,都是准确的信息、缜密的逻辑,和小心翼翼的拿捏。她知道,哪怕说错一个字,第二天的报纸内容都可能是另一番天地。

很多天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和她聊起相关的话题,龙应台先是开了句玩笑,继而苦笑,接着沉默了几秒钟,很认真地说,“这次回来,很多东西都变了。”很多原来是在“主持公道”的人,也变成了拿着弓箭随时准备放的。她原本以为,所有该经历的辛苦,早在多年前做台北文化局长的时候,就经历过了。

“带着头盔”回到台湾

1999年12月的一个凌晨,台北冬夜的雨仍在下。

龙应台坐在台北市议会的大厅一隅,看着细细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嘀嗒作响,感到全身彻骨的寒意。

“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点钟,龙应台站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对面站着的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通红,大声问道。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龙应台一下子变得很感性。抛开预算、项目、艰深的学术定义,在连着数月的质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讲这番话时,龙应台的脑袋仍是半晕眩状态。当天接连十几小时的质询,议员发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响。

走下质询台,她抬眼看着窗外,台北的雨仍在下。

很多年后,再回忆时,龙应台坦言,那是她做台北文化局长时最难忘的场景之一。那时的她,一天花15个小时处理政务,被外界形容是“挣扎在台湾官场”。一度被议员质疑“不是台湾人”时,龙应台曾愤怒地高举着右手大喊“我抗议!”在极度的压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电话给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求救。但无论受到怎样的捶打,龙应台还是学不会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她握着拳头。

2003年,卸任台北文化局长后,龙应台去大学教书,像逃一样地回到了学术的乐土。后来她搬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除了写字和教书,偶尔会和儿子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端杯酒,看着傍晚的大海,说说话。另一个海岛上曾经历的那几年恍如隔世。

2009年,龙应台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继《野火集》后再掀两岸阅读风潮。

五年后,这本书仍摆在台湾各大书店畅销书榜的前列时,龙应台却在为即将参加的“立法院”质询胃痛,仿佛多年前台北市议会经历的那一幕又回来了。她要去做台湾“文化部长”任职两周年的施政报告。

“为了做一个应对质询的报告,我的同仁忙得鸡飞狗跳。可能对面的人动一动小指头,我们这边的公务员,就要忙得跟狗一样。”龙应台忍不住表达“委屈”。

对于委屈,龙应台是有准备的。“人生有些决定就在一刹那。”2012年,回台湾接掌“文化部”,任台湾首位“文化部长”时,龙应台没和任何人商量。

那年她60岁。“如果再晚4年,我不会干。如果这辈子还要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

一个龙应台,两千多人的“文化部”,千头万绪。

非议不少,期待也不少。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长王荣文曾说,“马英九强调文化,龙应台是值得期待的人选。”而包括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等文化界人士也普遍抱着正面的期许。“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成员之一的张铁志指出,龙应台当“文化部长”是好事,这体现了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为。但同时,作为一个关注文化政策的公民团体,“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也会持续检验龙应台的施政表现。

龙应台说,当时外界很希望看到她“马上出成果”。

于是龙应台告别了在香港沙湾径25号“闲云野鹤”的7年,“带着头盔”回到了台湾,如打地桩一样地从头做起。

“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

第一天上班,龙应台一个人在办公室打扫,慢慢有人走进来,她一个一个地认识,“刚开始会觉得,好像面对一群可爱的‘乌合之众’。他们都是来自完全不同部门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既没有共同的目标,也没有共同的工作方法,彼此间也没有默契。”

台湾“文化部”,是2012年5月从“文建会”“新闻局”“研考会”“教育部”等四大块业务部门正式合并而成的。不仅业务变成原先的四倍,内部人员彼此也不太熟悉。对于刚上任的龙应台来说,如何整合“老树与杂草”,让“文化部”的地下管线接起来,并非易事。

像在大学任教期间组织“思沙龙”一样,龙应台每隔两三个月,就把各部门的负责人招呼到家里来Party。从六点多一起吃晚餐,到晚上十一二点,交流想法。建立一个“共识营”,一起讨论下半年的目标、困难。

可压力不仅来自内部的整合。

龙应台发现,作为“部长”,她不仅要面对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还要随时接受来自媒体和外界如放大镜一般的检视。

“可否请‘部长’谈谈影音政策?”刚上任时,有媒体追问。“我还没听到那里,请给我一点时间,好吗?”龙应台带着歉意,“流行音乐部分原本不在我这里。”她坦言,2003年离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后,连这方面的报纸都很少看。

只做功课还远远不够。2013年,有民意代表质疑,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2012年出境43天,花了将近4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3万),但海外“台湾书院”的执行率却只有32%,状况并不好。该代表随即表示,认为“龙应台是把‘文化部’当成自己的基金会,出访是为了替自己累积声望。”

面对质疑,龙应台觉得无奈,“所谓43天是分成4次率团考察,而且连搭机来回时间都算了进去”。她也不讳言,有些计划的执行率的确偏低,主要也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要在海外租屋作为“台湾书院”,就必须通过上网公开招标的方式,但这在执行上有困难,同时也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会那么快地反映到“执行率”里。

“头一年,我的感觉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时候,会问自己‘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这感觉蛮黑暗的。直到第二年的时候,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尽回到家,我开始会觉得‘嗯,今天又做到了一点事情’。”龙应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部长”最初的感觉,好像是自己站在沙滩上,脚还没站稳,一个浪头就打下来,还没准备好,第二个浪头接着打下来了。

在纷繁的检视和质疑里,龙应台偶尔也会为指责和误会而忿忿。“文化部”即将迁址到台北新庄“副都心”时,“龙部长”一人坐拥三间办公室的报道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台联”党团副总召黄文玲更是出来呛声,“龙应台不食人间烟火,1个人需要3间办公室,根本就是龙太后!”

台湾“立法委员”为此在质询会上质问“行政院长”江宜桦时,江解释,“一个‘部长’原则上只能有一间办公室。”而面对“狡兔三窟”说,龙应台也不得不在“立法院”和媒体面前一再澄清,“我是‘笨兔’,只有一间办公室。”

对于不信任,龙应台有些无奈。“如今媒体的生态已经变成,它拿着弓箭对着你,不管你每天做什么,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而且是四面包围的状况。也就是说,它是带着不信任去看你的,所以这个让我整整有一年时间,觉得蛮沮丧的。”

龙应台坦言,她不习惯在一个不被信任的环境里工作。“我以为我没有什么私利的考虑,只是做一个公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这是整整头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挣扎的状况。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这就是现实。并且接受以这个为前提来工作。大概是两年来,我觉得这是最艰难的一件事情。”

这种艰难,甚至有一个阶段让龙应台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有时候我难免会思索,我这样一个人,如果要对台湾、对华人世界有任何贡献的话,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因为写作是我的本位,到底写作是对的事情,还是现在做的是对的事情。”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唯一能用的“武器”就是诚恳

“××,你们可不可以尽快拿出一个科学的统计方法,不要再这样和稀泥了?”5月20日,“文化部”内部的下年度预算会议上,龙应台的目光越过一堆堆的预算申报、分析材料,投向坐在斜对面的司长。

在这个被“文化部”称作圆桌会议的预算会上,龙应台和总计处代表各坐圆桌的一端,两个局、七个司的负责人要轮流来汇报、解释预算。而6月份整个“部”的预算案就要提交,并接受“立法院”的质询,时间紧迫。

“可不可以确保在一个星期内把这个会议召开完毕,给我一个确切的数字?”面对下一位来汇报预算的司长,龙应台的语气依然不容置疑。

工作时的龙应台一丝不苟,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她会有一连串的追问,似乎一定要把对方掌握的所有有效信息都“榨干”。而一旦工作结束,她会马上用灿烂的笑脸迎接你,“怎么样,还好吧?”

身边的人透露,“跟‘龙部长’一起工作很不容易,因为很累。但也因此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台湾公共电视董事会选举,就是龙应台无数次想放弃,但最终还是做成了的其中一桩事。

2006年,台湾成立了公共广电集团,旗下包括不播放商业广告的公视、可播放商业广告的华视、为客家族群服务的客视、为原住民族群服务的原视,以及为岛外华人服务的宏观卫视等。

政府拨款50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0.4亿元)成立的公共电视,此后每年都获得约9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9亿元)的资金支持。根据规划,公共电视是为台湾观众提供的一个立场中立、兼顾文化、益智、教育、娱乐各方面的高质量电视台。然而,原本以不受政治影响立场建立的公共电视,却逐渐成了政治角力的场所。政党轮替期间,蓝绿阵营都试图掌控公视董事会。

“这实在是有违初衷。公视董事会改选之前历经近两年的纷扰,无法解决。因为第五届董监事会无法产生,第四届董监事会只负责看守,不能促成任何略具发展性的规划,整个机构两年来就在原地踏步,混日子。圈内人一提起公共电视,都会摇头叹息说,‘那个地方最难搞。’”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秘书长马康庄表示。

2012年,公视的主管机构由“新闻局”转移到新成立的“文化部”。龙应台甫一上任,就接手了公视董事会选举这块“烫手的山芋”。早在2010年就届满的原董事会并不打算离开,而新董事会的改选过程又一再遭到蓝绿势力的掣肘,迟迟无法组成。在接受“立委”质询时,龙应台曾气愤表示公视争议是“台湾最大的世界丑闻”。那时候,公视面临着六个诉讼,被国际组织“自由之家”列为台岛新闻自由倒退的负面案例。

“我唯一拥有的‘武器’,就是我的诚恳。由“立法院”推举的公视董事会评审会成员充满了政治猜忌。所以我只能找所谓社会公正人士,有身份有地位、有社会信任的人,来做我的候选人,结果还是被一个充满猜忌的评审团羞辱。因此是,一批又一批的社会清流,同意被我请进来做‘炮灰团’,一次一次被否定掉。但我还是坚持。”龙应台回忆,那段推进董事会选举的日子,她不是没想过放弃。“有时候想说,就算了吧。”甚至一度说出“废除公视”的气话的龙应台,几个月后还是重头来过。

“龙应台说的肯定是气话,她会坚守公视的存在。”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教授彭怀恩说,“台湾有太多的商业电视台、太多的八卦新闻、太多的膻色腥的新闻。台湾需要公视。”

最终,在董事会“难产”的第934天,2013年6月26日,历经5度审查的台湾公视第五届董事会终于诞生。“我想,诚恳还是有用的,我没有私心。因为没有私心,所以最后那个充满猜忌的评审团也不好意思了,在社会压力下,经过了四五十个‘炮灰团’,最后董事会成功选出来了。”

那天龙应台特别念了一封初二女生的来信,期许公视有一个“干净的、全新的起点”。为了公视董事会,龙应台没少在媒体面前忧虑、含泪,而这次她终于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容。

龙应台说,公视董事会选举让她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诚恳和沟通的重要性。

7年前就反思过自己“知识分子的傲慢”

很多人觉得,《野火集》里那个彪悍的龙应台,这两年“变柔软了”。这一点,龙应台并不否认。

2007年,在发表文章《孟子与小科员》中,龙应台就反思过自己“知识分子的傲慢”。

在“文化部长”任职记者会上,龙应台回忆起之前为官期间常与台北市议会针锋相对的情景,就表示自己“已有深刻反省”。“十年前做不好的是自己态度要调整,希望这次可以做到。”

公视董事会选举,正像是对她反思成果的检验。“龙应台再回来,信仰的底蕴没变。真正的挑战落在她的沟通能力和技巧。包括如何应对‘立法院’的质询,以及如何磨合各种异议。”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表示。

一部分的柔软是刻意为之,一部分的柔软却是发自本心。

龙应台去苗栗探访天然染织工坊,来到苗栗泰安乡大安溪上游的象鼻部落,看到泰雅妇女在田地里把苎麻采收后抽出天然纤维,就跟着往地里一坐,边学抽丝边聊天。

跟在龙应台身边的人,常可以看到类似“泥土化”的一面。2012年4月,龙应台到竹东访查台湾画家萧如松艺术园区。看到园区种的各种果树,龙应台兴奋地爬到土芭乐树上摘了一颗,在衣服上擦了两下就吃起来,身边的幕僚和官员一时看呆。有媒体也有些不解,“龙应台这是唱的哪一出?”

“她是个很自在的人,不会因为媒体,或者其他人士在场就改变行为。”大学时曾任龙应台清大“思沙龙”第一届总监的萧定雄回忆,龙应台上课时偶尔也会把鞋子脱了,光着脚板继续和学生讨论。

上任“文化部长”不久,龙应台正式提出“泥土化、国际化、产值化、云端化”的四大政策方向,并发表了题为“从村落出发,从国际回来”的演讲。她努力打造社区书店、复兴草根社区、鼓励传统手艺传袭、鼓励“文学回乡”。

“我其实是从台湾南部的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小孩儿,我总是觉得你如果要扬帆而走四海,总要从一个村落作为起点,这个村落是你走遍了全天下,都是你心中最结实的东西,如同脚踩的泥土,那个其实就是传统文化。”出生于台湾高雄县大寮乡眷村的龙应台,像一个诚恳的农夫,耕种着台湾文化的土壤。

野火还在吗?

龙应台的《百年思索》里,曾记录了这么一段话:

“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对话发生在15年前的龙应台和马英九之间。像是为了一场谁也不愿输的赌博,15年来,马英九始终给龙应台留着足够的独立空间。

“换一个人在马英九的位置,有可能他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说,‘哎,我的辅选团队的某某人有个什么剧团,你给他个什么资源。因为他对我的选举有利。’或者是说,‘这个人跟我的政治利益有关,你的场地借给他用一用。’这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都会做的事情,马英九一次都没有。马先生从来没有试图通过影响我这一块,来服务他的政治目标,从来没有。”龙应台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马英九就像台湾政坛的“稀有动物”,而这种有所不为,让她有理由坚持自己的独立。包括努力推动一些原本不被看好的项目。

最初有创办艺术银行的想法,龙应台并没有获得太多支持,不少圈内的艺术家甚至质疑,为什么让阳春白雪的艺术染上“铜臭”?而身处艺术市场的画廊、经纪人则担心,“文化部”这是来和我们抢生意?

龙应台尝试着把这个概念介绍给更多的人,逐渐建立和完善甄选标准和典章制度,吸引台湾本土的艺术家把作品卖给艺术银行,再由艺术银行出租给公共空间。

马英九是第一批客户之一。在他办公室的走廊上,挂着大大小小近20件艺术品,都是从艺术银行租来的。慢慢的,台湾的机场、火车站、医院和酒店等公共空间开始看到一些绘画和雕塑作品,这些作品租金不高,为给民众一个认识本土艺术家的机会。

为了推动艺术银行的正常经营,龙应台专门邀请澳大利亚艺术银行的专家,来台湾给工作人员上课。也许是因为多年海外生活的经验,在推动文化交流方面,龙应台总是不遗余力。

近几年,由于多次参加交流活动,龙应台一度被民进党“立委”抨击。但她依然故我。

“我确实在这两年中,很有意地跟同仁‘磨’。用文化的海内外来往,来培养他们的观念和视角,应该说是从头教起。他们会觉得很辛苦,但我也相信这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

余光中形容早期的龙应台是一股“龙卷风”,像梁启超那样披着启蒙先锋的战袍,揭示社会病情。但对于她进入政坛的决定,他总抱着担心,担心这股龙卷风,扛不住政坛的夜长梦多。

进入“文化部”的龙卷风的确常常失眠,但风势似乎并没有中断的意思。

台湾部分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学生冲进“立法院”并占领议场23天,龙应台以政务官的身份要求年轻人退出议场,呼吁请“立委”上工。她的态度遭遇不少舆论反弹,讥讽龙应台“野火不在”。

“台湾虽然已经在1987年解严,但很深的部分还没有解严。人们仍拿着威权时代的同一把尺看现在的当局。如果台湾人心底彻底解严,对当局的态度不会是一味的反抗。而是会多一点信任、鼓励、并懂得慎思和明辨。”龙应台反思,如果台湾的前途都由“街头”决定,是很可怕的景象。

2012年2月,以“黑马”姿态进入马英九行政领导班子的龙应台,在当年的民调满意度调查中高居榜首。两年后,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再做调查,龙应台的施政满意度也呈现下降、不满意度升高的趋势。

龙应台似乎并不太在意,大方地给自己的同仁打了100分。一直在“补数位化课程”的她,不久前段用WhatsApp(类似微信的世界通用聊天软件)给工作群发了条信息,“亲爱的同仁,我是政务官有天会离开,你们是事务官,一切都要谨慎再谨慎。”

龙应台说她喜欢美国诗人佛罗斯特的一首诗,“我们永远是站在三叉路口选一条路走,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可能回到原点。既然不可能回到原点,那就不存在后悔的事。差别只是,每条路的风景都不一样。”采访完,从她远离市中心的办公室眺望台北,这个城市已经有星星点点的灯亮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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