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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朱方旦为何称为“随州妖人”？ 朱光旦，清康熙时随州人①，自称“二眉道人”，年幼就十分聪慧，青年时代饱读诗书，既精通儒家经典，又畅晓诸子百家，并对医学很有研究，医术高超，在当时很有名气。由于他给人治病出怪招，尤其他对“心之官则思”的理论提出挑战，认为“头恼是思维的中心”，因此被称称为“随州妖人”。 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诡立邪说，煽惑愚民”罪被捕处死。
据李光地《榕树语录》记载：京官史子修的妻子卧病三载，吃什么药都无效。史子修便慕名去请朱方旦为其妻诊治。朱方旦道：“不须我的形去，而是神去，病者自知。”当夜，朱方旦在寓所发功，至次日凌晨，史子修之妻果然痊愈。一时间，朝野上下风传朱方旦能预知未来，神得不得了。朱方旦在湖广一带广收门徒，以气功、符水为人治病，地方官吏和平民百姓奉若神明，聚集待医者日以千计。
不久，湖广巡抚董国兴以朱方旦左道惑众劾奏，将朱方旦逮往北京。解送时，前来告别辞行者有数百人。朱方旦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不日将回，众人将信将疑。朱方旦到京后，刑部议以妖术惑人罪拟斩首，押入大牢。恰巧当时正是康熙帝祖母太皇太后六十寿辰，朝延颁布大赦恩诏。由于朱方旦并无煽动叛逆诽谤当朝的言行，理所当在赦免之列。据王应奎《柳南随笔》记载，朱方旦被释后，还受到康熙帝的召见，因“言事皆奇验”，康熙命他住在内城，待之如上宾。更奇的是，当时北京城裕亲王福全妃难产，福全求朱方旦诊治。不料，朱却携福全之手走进另一殿堂静坐，用“意念”发功助王妃安全分娩，再次轰动了京师。
康熙十三年，进讨吴三桂叛军的顺承郡王勒尔锦由于指挥失误，退守荆州时，常找朱方旦问卜战机，猜测局势发展趋向，并赠其“圣人堂”匾额。巡抚张朝珍也认为“朱方旦果一奇异神人”，赠给“圣教帝师”匾额。朱方旦红极一时，康熙帝闻听此事，当即谕旨：“军机大事，万不可听其蛊惑”。及时制止了这股热衷崇拜朱方旦的浪潮。
事后，朱方旦退避漫游，从湖广到江浙，沿途接受信徒们的朝拜。此后几年，朱方旦著书立说，先后写出了《中补说》、《中质秘书》两部书，并加以刊刻广为传布，公然向当时的传统观点——理学提出挑战。他从运气坐功的实践中，提出意念、思想，记忆藏在人的脑子里，并从那里释放出来。写道：“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所谓“中道”，指的是人的意念、记忆，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意识。头脑是人体思维最重要的部分，称为山根，亦即思维中枢。他认为：“中道在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就是说意识是在脑子里面的，意念存在于脑。这是朱方旦在多年的行医实践中悟出来的一个朴素的科学结论。朱方旦的学说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非常领先的。
此说一出，闻者无不惊讶，社会为之震动。儒生、官吏们，议论纷纷，大张挞伐；医学界也是人云亦云，莫衷一是。《孟子·告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这成了自古以来的定论。人们都认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所以把思维器官、思想感情等都归结于心及心的功能。朱方旦否定“心之官”的功能，岂非妖言怪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 朱方旦的学说引起了朝廷大臣的关注，认为他图谋不轨，依据是东汉的张角、元代的刘福通，就是利用为人治病发展信徒，直至聚众造反的。由此推断朱方旦是“阳托修炼之名，阴挟欺世之术”，“摇惑民心”，对此决不可放任自流。
康熙二十年（1681年），翰林院编修王鸿绪参劾朱方旦，还有几个满汉大学士推波助澜。康熙于是下旨将朱方旦严拿追究，不久被斩。三名弟子也被判秋后处决，并将其著作尽行销毁。由于皇帝下诏“凡收藏朱方旦书籍者也严惩不贷”，使朱方旦的两部著作失传，我们无法了解其中超越传统医学的奥秘。
注①：有的资料将朱方旦认定为“汉阳人”。据清代《篿乡赘笔》、《池北偶谈》记载，均说他是随州人。尤其《池北偶谈》的作者王士禛，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担任明史纂修官，他写道：“随州妖人朱方旦，以左道蛊惑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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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28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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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5 0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