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④】广水抗日烈士杨常安

随天随地 · 发表于 2015-9-13 19:21

杨常安，原名杨庆典，又名杨楚光、杨威，1911年2月5日出生在湖北省应山县兴隆乡芦庙小金家湾一个富裕家庭里。年幼时，父母双亡，靠姑母抚养。他在关帝庙私学读书时，与柴醒吾同在中共党员张冠东的父亲名下就读，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很活跃，少年时就显出一定的组织能力。他曾参加“红学会”，因武艺出众，被推为“神老四”，当过师傅。1927年到省城武汉求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刊，深受影响。从此，萌发了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的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处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原大地。杨常安不但没有被反动势力所吓倒，而且更加清醒地认定：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因而，他坚持不懈地探索、追求真理，寻找已转入地下的中共党组织。1929年暑假，他回到家乡，得知柴醒吾在肖店秘密发展党组织后，立即跑去找他联系。同年秋，杨常安通过应山肖店地下党支部书记柴醒吾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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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常安自从接受了党的教育，思想更加成熟。他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自己才有用武之地，才能大展宏图。1930年春，奉中共京汉特委的指示，杨常安同应山西北乡党组织负责人张冠东、柴醒吾在肖店筹建革命武装，成立赤卫队，杨常安任队长。在县委统一领导下，他开始筹办武器。他先去陈家巷，通过柴诗芳的介绍，从反动“白学”中搞到十几条长枪。不久，他又带人去李店，收取地下党组织收捡的国民党逃兵的枪支。赤卫队建立后，活跃在应山肖店一带，打击土匪，维持当地社会治安，威力颇大。

随天随地 · 发表于 2015-9-13 19:22

不久，杨常安与柴醒吾、张冠东等同志组织肖店武装暴动，欲推翻关帝庙反动民团的统治。团丁尚太兴探知消息后，急将此事密告了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胡宗铎部参谋长聂怒夫(即聂、应山聂店人)。3月27日，聂怒夫派兵抢先前往肖店镇压。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早就与中共有联系的张勤如急忙派汪大金送信到肖店中共地下党组织。党组织得知这一情报后，考虑到敌强我弱，不宜硬拼，决定马上转移。等敌人赶到时，赤卫队的大多数同志已安全转移，未来得及转移的共产党员杨道先遇难，吕鹤成等五人被捕。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锻炼了党组织，教育了人民，扩大了党在应山的影响，使一批党员干部更加成熟。
这次斗争，使大多数党员干部暴露了身份，不便在家乡继续开展斗争，除少数未暴露身份的仍留下坚持斗争外，其余的立即潜往他乡，与上级或外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新的斗争。
杨常安在家乡无法存身，就卖掉自己的五石田，并改名杨威(取“扬我军威”之意)，带领一部分人到平汉路东活动。不久，在大悟芳家畈参加陂孝北县政府的工作。后来，他加入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并担任排长。从此，他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南北，驰聘疆场。

随天随地 · 发表于 2015-9-13 19:23

1932年上半年，杨常安随部在大悟与河南交界处的三里城与国民党军作战。连长不幸中弹牺牲，他就代理连长，继续指挥部队奋勇杀敌。不料，他的大腿和睾丸部位也受了重伤。9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开始西征。由于伤未痊愈，杨常安不能随队行动，也不便回家乡。他只能来到家乡兴隆店西邻的随县边境，通过亲戚、国民党应山县保卫团团总王金堂的关系，住在随县养伤。伤好后，又通过王金堂的关系，回到应山，在兴隆店开办了一个粮行，以此为掩护隐蔽下来。
这时，杨常安的思想极度苦闷。他离开了党组织，就像脱了群的孤雁一样。但又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是披甲上阵、叱咤风云的一员勇士，不能就此停止斗争，虽是孤单一人，还是要寻找时机，坚持斗争。事隔不久，土匪窜扰兴隆店。在危难之际，杨常安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出面组织老百姓，打退了土匪的进攻，保住了山寨。随即，被群众推举为寨保主任。从此，他就公开地担负了维持社会治安、消灭和收编土匪的重任。这时，他手下有60余人，还有一部分长枪。由于经济困难，部队生活难以维持，他干脆将自己的田产又卖掉十亩，把所得的钱作为活动的经费。
杨常安的队伍越来越强，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众土匪闻之丧胆。因而，保持了兴隆店周围一度的平安。1936年，他被委任为国民党兴隆乡联保主任。

随天随地 · 发表于 2015-9-13 19:23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这时，分散在应山各地的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一部分共产党员，自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开始联络组织起来，并先后几次派人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董必武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于1937年11月恢复了钱鹄卿、杨常安、邹亚农、柴诗芳、柴醒吾、柴集生、刘吉甫、卢华银八位同志的党组织关系。同时，成立中共应山工作委员会，柴醒吾任书记，杨常安、柴诗芳、钱鹄卿、邹亚农为委员。
应山党组织恢复活动后，杨常安以兴隆店联保主任的名义开展抗日活动，举办乡训班，培养武装骨干力量。他掌握了六七十人、十余支步枪的武装，使兴隆店成为鄂中特委在应山的武装据点之一。
1938年10月24日，日军自信阳南下，铁蹄踏进了应山。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遗弃了大量枪支弹药。应山的中共党员和一些爱国志士奔走呼号，“抗日图存”已成为各界人民的总动员令。杨常安利用他公开的身份，带领一部分人在兴隆店一带，趁机收捡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枪支弹药，扩大队伍。

随天随地 · 发表于 2015-9-13 19:24

10月下旬，武汉失守，形势日益恶化。应山党组织派卢华银到京山，向中共鄂中特委汇报应山情况。特委书记杨学诚即派特委委员邓先柱随卢华银一同回应山协助工作。
邓先柱到应山后，与应山的党组织一起随杨常安的武装活动。12月，中共掌握的刘吉甫、李秀明两支队伍与杨常安的武装会合在一起，成立应山游击大队。游击大队成立后，杨常安担任大队长。游击大队下辖三个中队，拥有长枪200余支，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八挺，短枪数十支。随着队伍规模的扩大，随之而来的给养困难也出现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常安找到与他有关系的国民党应山县抗敌自卫团团长王金堂，想通过他从国民党应山县政府取得军饷。恰在这时，应山县长刘汉基下令将全县武装力量集中，成立了应山抗日游击司令部，杨常安被任命为第二支队第一大队长。这个大队下辖四个中队，主要在余家店、兴隆店、天子岗一带活动，清剿土匪，保护人民，安定地方。由于杨常安部队骁勇善战，土匪闻之逃窜，当地老百姓都热情地称他为“包打土匪的杨常安”。

随天随地 · 发表于 2015-9-13 19:25

杨常安的队伍是中共在应山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应山的大部分党员都随队活动，经费、给养问题也解决得比较好，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可是，过了不久，日军迫近，时局危难，国民党县政府在兵荒马乱中四处迁徙；再加上县政府官员肆意侵吞钱粮，部队的经费给养十分紧张。县长刘汉基表面上说：“经费一时困难，要延迟时间。”实际上是想克扣军饷。杨常安义愤填膺，立即带领部队开到设在西余店易家沟的国民党县政府，令其部下在大门口架设机枪，逼着县长刘汉基出来答复。刘汉基出于无奈，只好答应杨常安的要求，发给军饷。
杨常安所率部队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因而，广大人民群众热情称颂他，拥护他；敌人恨他，怕他；国民党正规军拉拢他，想收编他。国民党五战区八十四军一八九师于1938年底专门派了一个营长住在国民党应山县政府，谈判收编抗敌自卫团，杨常安的部队也在收编之列。县政府为了减轻经费压力，准备接受收编，并拟任王金堂为国民党一八九师补充团团长。

随天随地 · 发表于 2015-9-13 19:26

1939年1月，应山党组织根据鄂中特委的指示，在鄂中特委常委雍文涛、特委委员邓先柱两同志的帮助下，在杨常安部队的活动区域西余店易家沟正式成立了中共应山县委员会。钱鹄卿任书记，杨常安担任县委军事部长，负责武装工作。
在这个成立会上，讨论了杨常安的部队是否随抗敌自卫团一起编到国民党正规军中去的问题。县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既要考虑上级的意见(实际上是王明“右倾”路线的影响)照顾统战关系，又要保存自己的力量，就先将现有的武装留下一部分兵力，并把长枪70支、手枪十几支、轻机枪四挺，由杨常安、柴醒吾两同志负责埋藏在肖店魏家冲。剩下的武器、部队，就按上级的决定办理。县委又认为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上级党委。
2月中旬，鄂中区党委在随县大洪山长岗店召开会议，钱鹄卿和邓先柱两同志去汇报工作。区党委根据钱、邓两人反映的情况，进行了商议。钱瑛、陶铸即派鄂中区党委候补委员杨焕民随钱、邓两人来应山，解决杨常安部武装问题。2月24日(正月初六)，日伪军200余人来余家店地区“扫荡”。杨常安首先率部与来犯之敌发生激战，双方均有伤亡。随即，杨常安率部随应山抗敌自卫团一起撤到随县万店、厉山一带。当时国民党八四军一八九师也驻扎在这一带，他们迫使应山抗敌自卫团及杨部改编为一八九师补充团。杨常安被委为补充团第一营营长。
杨常安的部队被迫为国民党军改编，这对鄂中地区的武装斗争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教训。4月，鄂中区党委书记钱瑛在写给中央《湖北各区工作报告》中，严肃而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6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也电示鄂中区党委，要从中吸取教训，要采取得力措施，“免蹈杨威部队之覆辙”。

随天随地 · 发表于 2015-9-13 19:27

杨常安的部队虽编到国民党一八九师，但他抗日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他对日本侵略者切齿仇恨，一旦战斗打响，他总是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一马当先，冲杀在前。他曾对其部下和亲友说：“我最喜欢打仗，只要有仗打，我可以饭不吃，觉不睡。”
1939年3月4日，杨常安率部随补充团与日军第三师团在西界河新街梨树河一带作战，历24昼夜，将敌一部击退，夺获敌步枪21支，轻机枪一挺，炮兵瞄准镜一座。4月2日，又攻克蔡家河，毙敌17名，获重机枪1挺，步枪14支，马12匹。10日杨常安又与连长李修华等带领部队袭击关庙日军据点的冈田部队，将其全部消灭，毙敌95名，获重机枪九挺，轻机枪13挺，步枪74支，弹药24箱，战马八匹及其他许多军用品。这场战斗，大获全胜，极大地振奋了应山人民抵抗外侮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应山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1940年秋，中共信应地委及应山县委派柴醒吾、柴集生两同志去与杨常安联系，以便使之早日归队。但杨常安不甘心只身回到应山，于是，就设法做本营中原国民党军官兵的工作，想将一营全部带回应山。不料，走漏了风声，杨常安就毅然决然地率领两个中队的人枪，于1940年秋天脱离国民党军队，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杨常安率部回应山后，在中共信应地委的领导下，振奋斗志，重组部队。信应地委将信应总队的一个大队与杨常安带回的武装合编为新四军应山支队(又名应北独立团、信应独立团)，杨常安任团长，张裕生任政委。杨常安带领部队与刘吉甫的中队活动在鄂北、豫南一带。从此，不论在抗击日伪的“扫荡”中，还是在反击顽军和土匪的骚扰中，该支队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保卫应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

随天随地 · 发表于 2015-9-13 19:29

1940年10月，杨常安率部在应北将伪军一个中队包围，迫其全部缴械。同年冬在赵棚洪庙冲，经信应地委批准，应山县委书记王良找杨常安谈话，再次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不久，杨常安又率领信应独立团在应坪公路沿线活动，他率队袭击日军骑龙岗据点，将日军准备去随县的西线指挥官击毙，日伪军闻之丧胆。
1941年2月27日(农历二月初二)拂晓，日军100余人窜到兴隆豹子岭一带骚扰，当时杨常安的部队正驻防在这一带。头天夜里，他睡在家里，哨兵发现敌情后，即鸣枪报警。杨常安闻讯后，迅疾起床，披上便衣长衫就往外跑。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喊了几个近身士兵冲上山岗。杨常安先同一连指导员李方向哨兵询问了情况。接着，杨常安举起望远镜察看敌情。他当机立断，立即集合部队，予以反击。顷刻间，豹子岭上硝烟滚滚，枪弹声、喊杀声、马叫声响成一片。杨常安指挥所部将士越战越勇，打得日军人仰马翻，溃不成军。杨常安率部乘胜追击。日军趟过河，逃到枣树湾，躲进竹林里和老百姓家中向外放枪。杨常安迅即指挥部队逼近枣树湾，将敌紧紧包围。杨常安站在院墙边，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由于他服装特殊，目标明显，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认定他是一位指挥官。日军的特等射手一枪打过来，正击中杨常安的头部。子弹从杨的后脑进，前额出，杨常安立即倒地，昏迷不醒。
杨常安身负重伤后，战斗形势突变。被困在枣树湾的敌人认为杨常安已死，趁机冲出我包围圈，企图抢尸，高声嘶叫：“拿下杨常安头者，有赏!”为了保护杨常安，其部下迅速撤出了战斗，将其抬往老刘家湾。走到刘家岗时，杨常安的姐姐杨庆山闻讯赶来，一见此情此景，悲痛万分，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这时，杨常安苏醒了过来，慢慢地睁开眼睛，微微地对她说：“不要哭，我死为抗日，值——得!”抬到老刘家湾时，杨常安终因伤势过重，停止了呼吸。时年仅30岁。

随天随地 · 发表于 2015-9-13 19:29

杨常安牺牲后，战士们无不悲痛万分。他们望着烈士的遗体，久久不肯离散。他们的热泪滚滚，行行洒在烈士的遗体上，与烈士的鲜血一同浇灌着祖国大地。
杨常安牺牲后，应北人民一直怀念着他。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曾在总结鄂豫边区抗战工作时说：“杨威同志，就是在伟大的抗日战场上英勇牺牲的”1980年8月雍文涛回忆说：“1938年12月，我是以鄂中特委常委的身分被派到应山工作的，杨威是应山部队的大队长，我到他的部队去讲过话。杨威是不错的，是个好党员，打起仗来很英勇。”
为了缅怀杨常安烈士的功绩，继承他的未竟之志，应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他家乡人民的意愿，将兴隆乡改名为“常安乡”。新中国建立后，人民为了永远纪念他，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他的英雄事迹，并在他的家乡树碑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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