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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随文化大遗址片区保护 包毅国
曾随文化大遗址片区保护去年今年两次被列为全国政协提案，交国家相关部门办理，这是随州市有史以来的第一件全国政协提案。曾随文化大遗址片区保护由随州境内的叶家山曾侯家族墓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擂鼓墩曾侯乙古墓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羊子山西周早期古墓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义地岗春秋古墓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组成。这四个考古遗址公园组成的曾随文化大遗址片区保护能进入国家议事平台，是因为其中蕴涵着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通过这四个考古遗址公园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范本，由国家、地方政府共同建设，予以开发性保护展示。
这四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上有一定的同质性，可以称为“曾随文化”。时间上可知曾国约公元前1040年至公元前320年，延续了700多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早期曾侯从商朝后期晚至西周昭王时代，离周的中心比较远，随葬品却体现了周人的信仰和习俗，周文化渗透这么深充分说明他与周的关系很近。墓中随葬商器较多，说明主人要么通过战争，得到的这些商器，要么通过周王的馈赠，这两者都说明墓主人身份显赫。主持随州曾侯家族墓群发掘的黄凤春先生对发掘的文物进行室内整理，解读出几段重要铭文，终于弄清楚墓主曾侯家族，是西周辅佐三代周王的重臣南宫适。一是文峰塔东周曾侯墓中，曾侯编钟上铭文：“白适上通，左右文、武，達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縈宅土……”二是叶家山西周曾侯犺墓簋上的铭文说：“犺乍剌考南公宝尊彝。”“考”是逝去父辈的称谓，曾侯犺称“南公”为“考”，应该是南宫适的后代。三是曾侯编钟上一段铭文记录了公元前506年的吴楚之战，铭文中是吴、楚、曾三国，而《左传·定公四年》记载的是吴、楚、随三国，这些铭文不仅印证了历史文献中记载“汉东之国随为大”，也揭开了困扰了历史学界几十年“曾随之谜”的神秘面纱。从上世纪80年代李学勤先生提出“曾即随说”假设，到今天大局已定，“曾随之谜”不再是谜。
大遗址片区保护的建立，能够用考古遗址阐述西周建立的伟大政治文明。周王分封重臣南宫适，充分说明随州在中国地理完整的重要，更是国家大一统的关键地域。南宫适所处的西周与殷商交替的动荡时代，为文王、武王、成王建有奇功，说他是西周三代元勋，一点也不为过。依据考古发现查阅《尚书·洪范》、《史记·微世家》、《周本纪》、《竹书纪年》、《眉县志》、《后汉书·班彪列传》等历史文献，可以得知，文王的天下，靠征战扩疆拓土，南宫适立下了三分之二的功勋。文王囚禁羑里，南宫设法营救，搜集美女、骏马和奇珍异宝献给纣王，南宫献珍贵的骇鸡犀，遂使文王释囚。随文王请姜子牙出山。助武王伐纣，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南宫还是成王姬诵的太师，肩负着教导幼君的重任。分封这样的重臣在随州建立封国，充分说明随州在西周王朝的地位和作用。
随州在中国国家大一统中，具有特殊地位。南襄盆地和江汉盆地成为不能分离的一体，就是因为有“随枣走廊”和汉水的存在。随州在历史上有三个别名：汉东、汉阳、汉川，这是强调随州与汉水的密切关系，更是强调随州在中国国家大一统中的地位。中国的国家能够大一统首先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能够成为一体，这两大流域能成为一体是因为这两条大河的中有分别有一个4万平方公里的盆地，对下游“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占据南襄盆地就能够思考整个黄河流域，得到江汉盆地也能控制整个长江下游，这两个盆地又被汉水贯穿。汉水因此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河流，它的重要是因为贯穿了三个盆地，上游是汉中盆地、中游是南襄盆地、下游是江汉盆地。中下游的安全，必须思考上游，思考汉中盆地就一定要考虑它背后的四川盆地和面临的八百里秦川。这汉水一地的安全就关联着整个中国，中下游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因为有一座山叫大洪山来进行联系，还有一条联系成一体的通道叫“随枣走廊”，让这两个盆地紧紧联系成一个整体。随州具备大洪山的75%和随枣走廊的70%，我们常说随州具有“荆豫要冲”和“汉襄咽喉”优势，其实就是说随州在中国大一统中有着特别的地位和作用。
随州文化的特点是由于随州的地域特色决定的，过去，我们对炎帝神农文化研究偏重于业绩，忽略炎帝神农的地域特点。中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能够联系成一个整体，就是因为有和“随枣走廊”，“随枣走廊”就像一根扁担，挑起了这两个盆地，能挑起这两个盆地，大洪山像一个巨大支点，能让两个盆地得以平衡，两个盆地连成一体中国就成为一个整体。随州的“圣地车都”能成为湖北的一元多层次发展战略，就是强化随州地域在国家大一统的地位和作用。城际高铁能在随州设立三个站，全省400万千瓦的火电指标能分随州三分之一，湖北的引水工程能放50亿投资在随州，这些重大投资的开工建设，实际上就是国家大一统传统文化的延续。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建立政治文明，必须关注这个地域，大遗址的建设能够用历史证明实现中国的大一统，就能够实现民族的富强。
大遗址片区保护所展示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中国文化发展定型时期的典范。从叶家山曾侯到随从文献中消失，曾侯在随州这片土地上存在了700年。西周早期到战国晚期的700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中国真正意义的大一统就发生在这个时，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格局变化、社会结构重组的时代。是什么因素让一个贵族在这个时代能有这么长的生命活力？文献中关于这个贵族的记载很少，虽有一些地下文物面世，但可供剖析的信息也极其有限，然而，寻找这个贵族长寿的文化基因，对于当前的文化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这几乎就是绝无仅有的特例，随州这片土地上一定蕴含着人类文明发展最为稀缺的文化元素，寻找到这种稀缺元素，对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今天的人类社会，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中国。普通民众把国运昌盛、国家长治久安看得很重。大遗址的建设可以看出中国的政治文化的主要表现：
一是理性实践，从三里岗冷皮垭新石器时期出土的陶豆上的北斗七星，淅河西花园新石器时期太极图案雏形陶纺轮，再到曾侯乙墓中的星宿图案，说明随州的先民认知天地的运行规律，从认知到实践需要智慧，虽然无法从具体的文物得到解读，但噩侯灭亡迅速被曾侯贵族取代，表现出曾侯很圆融地处理中央政权及各贵族间的矛盾，说明这个贵族善于抓两极之间无时不有的变化和无处不在的交合。所谓机会，就是许多机巧的相遇和重叠，其实就是抓住这种机会，就是掌握自己的未来。事物运行规律就好比是阴阳分界处那条柔美流畅的曲线，抓住它把握它就是掌握运行规律，具备这种理性思考和实践的人一定镇静、从容、平和、大气。
二是尊重威权，社会稳定的内在因素起源于家。家庭对家长的尊重，贵族对朝廷的敬畏，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中国文化能延续5000年，与家长维系家庭有序和平衡这个根本制度有重要关系。墓中的礼器，既是身份职位，也是世代传递的信物，通过“再封”礼仪体现王权的权威，也是社会有效管理的证明。
三是以民为本，中国第一个提出“民为神主”的季梁，公元前706年，他教导随侯：“神灵的主人是老百姓，你敬神首先要敬老百姓（《左传·桓公六年》）。”把老百姓放在比神灵更高的地位，在2700年前是多么难能可贵。“民”是中国文化中最有价值的思想观念，重民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从随州境内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众多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已经初露端倪，到随州的大遗址片区这个历史时期，重民观念和保民思想已经得到空前发展。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上，一旦违背就丧失其合法性，被取代就是符合天道。
四是开放包容，曾侯是北方的贵族，居住在南方，南北文化有许多差异，文化间的差异恰恰是融合的前提和基础。北方的粗犷豪放透出一种王者之气；南方的精细和柔美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两者完美结合就是一个民族的丰富多彩，就有了厚重，也有了流畅。四个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出土的文物，都能够读出南北的相互尊重。文化的差异越大，越要尊重，越是尊重，就越是博大，也是文化的成长过程，这种成长只能发生在中国南北交汇的随州。
五是礼乐治国。一个不崇尚仁义、不倡兴君子之风的国度和民族，是无法真正找到和谐之道、长兴之路的。
我们今天加快随州国家大遗址建设，就是体悟中国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站在3000年前的高处，俯视大遗址，其中蕴含着勃勃生气活力文化元素，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不仅仅是我们随州人的文化自信，更能够让所有参观者通过随州大遗址片区的认识，能对中国文化有清晰的认知，有足够的自信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文化的自觉。
（湖北省政协主席杨松同志赴随调研大遗址片区保护，包毅国的介绍） 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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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7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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