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三届”那代人
米鹤都
作者简介：米鹤都，男，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师大一附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6岁到陕北上山下乡，20岁应征在陆军47军服役，退伍后做过工人。恢复高考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1977级本科生，主修中国近现代史。毕业后在中央国家机关从事理论和政策研究多年， 并全程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研究工作。1990年后在美国斯坦福等数所大学做客座研究，后从事科技研发的管理工作。曾出版和发表多种学术书籍和论文，对中共统一战线理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西安事变及国共合作、红卫兵运动及“文化大革命”主体具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无论如何，“老三届”一代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如果用代与代之间做比较，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一位学者这样分析：我们在了解国情、了解基层和个人意志品质锻炼方面确有一定的优势，然而为此“得”付出的诸多代价中最沉重的莫过于青春的逝去和知识结构的欠缺。此一“失”终生难以弥补。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后被埋没的同龄人的基数比任何一代都高，换句话说，这是淘汰率最高的一代，被淘汰者并非完全因为他们无能，很多是出于历史的阴差阳错。
在共和国一个甲子的艰难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那条若隐若现的轨迹，即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生命历程。这代人以其特殊的政治启蒙教育，以他们独特的思想社会化过程，以他们传奇和惨痛的青春经历，形成了他们作为一代人特有的共同社会经历和文化心理素质，也构架了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生活的特殊公共空间。
随着新中国诞生的这一代人，有人把他们称为“红卫兵一代”；有人把他们称为“老三届一代”；还有人把他们称之为“知青一代”。对于这一代人的称谓和概念使用上，十分混乱，即使在学术界也很不一致，从外延的划分到内涵的理解也都存有很大歧义。
我更倾向用“老三届一代”来概括这一代人。“老三届”狭义的概念是指“文革”期间应于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中学生。但是，今天我们谈到“老三届”，很多时候也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符号，来概括一代人，来揭示一个时代的风貌。
那么，这一代人的涵括范围是什么？
我在《聚焦红卫兵》（香港三联2005年版）一书中是这样定义的：这一代人是以“老三届”为主体的，上面包括“文革”中毕业、具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大学生，下面包括至“文革”结束还在上山下乡的各届中学生。宽泛地说，这代人是涵盖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正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
这样划分的依据，除年龄因素外，是因为“代”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的社会群体。而老三届们，恰恰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他们作为一代人的代特征。
如果把老三届这个群体放到同时代的国际社会中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整体经历不仅绝无仅有，而且具有不可复制性。他们是在国际社会都在向都市化发展迈进中，主导了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社会大迁徙。他们堪称是当代社会的活化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果把老三届这个群体放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整体命运始终伴随中国现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几乎每次社会大动荡，他们都成为了主要载体，或者说是主要的牺牲品，凸显出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所大学中的实验班角色。
我们试从他们共同的社会经历、共同的思想体验、共同的行为特征和共同的历史性格来做一点分析。
这代人的共同社会经历有三个方面：
一是“文革”初起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作为“文革”序幕的，一场以当时的中学生为主体的、自发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青年社会运动。
说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序幕是基于：无论从红卫兵运动的缘起、成势、发展、结局来看，还是从其指导思想、组织结构、行为模式来看，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的社会化表现，是“文化大革命”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它与“文革”的关系如同火种与干柴，前者对后者起了催化和助动的作用。但是，说它是序幕就意味着它不是正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红卫兵运动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而已，远不具备这一政治斗争所需要的那种能量和深度。
红卫兵运动是以当时的中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它与尔后衍生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具有明显区别。二者似乎有一脉相承的形式，实质上却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年龄构成上的不同，前者主要是未成年的青少年所组成，后者则是成年人的组织；二是两者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也是一种序幕与正戏的关系。
红卫兵运动还具有自发的性质。它起源于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只出现于北京为首的几个大城市，至“八一八”后在全国勃然成势。虽然它有“五一六”、“八一八”这样的大背景和前提，但“文化大革命”会以红卫兵运动的形式全面铺开，却是谁也始料未及的，这种偶然性是由当时青年学生的自发举动造成。自1967年春，全国陆续实行对学生的军训后，这种自发的性质才不复存在，红卫兵开始被纳入中央文革控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正轨”。无论此后各校、各地的红卫兵是否仍然具有自发性质的活动，从这时起，红卫兵作为一个整体已向御用工具转化，红卫兵作为一场自发性的运动，也就大致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卫兵运动是“文革”中具有特殊性的阶段，它是在社会上多数成年人处于观望、权衡心态时，便已独立行动起来的青年运动，它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同时，它又是青年群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企图表现自己，争得自己在这场大革命中的地位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尝试。它具有明确的意识性、组织性和持续性等性质。红卫兵运动作为青年群众这样一种有组织的集团行为，无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这种自发性的“争做革命接班人”的尝试是“红卫兵”们整体的独特社会经历。
在定义红卫兵运动的同时，需要划清其与“造反派”组织的区别：红卫兵是学生组织，是以未成年的中学生为主的组织，是“文革”初起成立并很快名存实亡的组织，它没有参与“文革”的深层活动。“造反派”相反，它是当年各行各业的成年人的组织，但是很多组织的名称也同样冠以红卫兵，但是其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他们参与了“文革”深层的权力和政治斗争。
另外，今天在客观认识他们这段历史的时候，首先要把他们放入“文革”的大背景去了解。“文革”可以说是当年全社会的灾难。在20世纪60年代严酷的阶级斗争教育下，客观地说，在接受和拥护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上，在被激发的革命热情方面，这代人的多数，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是参与或追随了红卫兵运动的，当中甚至包含着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挨整的情况下积极参与“文革”运动。当他们被灌输的“对敌恨”的阶级斗争观念，被神化的领袖、舆论及各种专政机构指向教师和“五类”分子等具体对象时，这些狂热的青年人的暴烈是可想而知的。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在抗战期间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引用这句话丝毫没有要为红卫兵们的暴行进行开脱的意思，这代人当年的愚昧和狂热是和整个社会的成年人一致的，仅仅因为他们年轻和不懂事而更加冲动。但要理解“文革”初期这些一直受着“良好”教育的青少年为什么会扮演起“褐衫党”的角色，需要放在那个历史背景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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