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本位是如何形成的？
本帖最后由 随州新华书店 于 2014-10-31 17:16 编辑[摘要]国家侵吞社会权力，将社会主体做弱，弱到社会权力完全无力遏制、抗衡、扭转政府的行为，甚至政府的不法、侵权行为。在这两种权力的博弈当中，政治权力完胜，社会权力输得连底裤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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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舌战关于作者：廖保平（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中国反愤斗士”。出版《中国谁在不高兴》、《打捞中国愤青》、《辛亥百年》等。 在春秋战国那个混战的时代，应付战争是一切诸侯国政治运转的核心，天大地大莫如生死存亡事大。换言之，国君必须有能力将人民像螺丝钉一样严密组织起来，装到战争机器上面，使战争机器高效运转，才能完成称霸或自保的现实紧迫任务。这部战争机器运转主要靠什么？靠农战，靠耕田和打仗，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只有强大的战争能力才能称霸天下。秦国要负担100万的军队，要实现差不多五个人养一个兵的极限目标，国君必然要控制人民，将他们驱赶到农场和战场上去。这就涉及人民愿不愿意做螺丝钉，听不听从国君指挥的问题，即国君能不能、如何驾驭人民为之服务的问题。毕竟，人性决定了人民好逸恶劳，乐生恶死。但国君要争霸要自保，必须要驱使人民辛苦劳作、冒死作战。国君所喜，恰为人民所恶，国君与人民各坐跷跷板一端：国君上去了，人民就下来；人民上去了，国君就下去。国君与人民形成了一种“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君书？弱民》）的对立紧张关系。驭民在商鞅眼里等同于制民：“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商君书？弱民》）国君想在战场上搞定敌人，先要在国内搞定人民，搞定人民才能搞定敌人。这颇有点“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内部都搞不定，哪里有能力搞定外部，不被敌人吞并已算万幸。所以，“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商君书？说民》）要是“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商君书？靳令》）即国君搞不定官吏，官吏搞不定人民，这叫做六种虱子把政府搞垮了。确实，如果人民强大，国君弱小，国君就很难驾驭人民。譬如说人民很富有，哪怕有“军功爵”诱惑，也不如穷光蛋那样积极参军参战，因为富有，就不愿意靠卖命赚钱；要是人民很强大，他们就不听政令，因为他们有力量抵制国君的威压。故“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桑弘羊语，出自《盐铁论》）反之，则非常容易。那么，国君要“制民”，要想使人民听命，必然要弱民，既不让其富有，也不让其强大，使其乖乖就范。所以，对于国君来说，根本一条是，“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治理有方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处于弱势，压抑民众的欲求、智能、意愿、权利。这套滥觞于法家的“弱民理论”，一直被后世国君奉为治国的葵花宝典，修炼于心。弱民容易引发民众反抗，弱民是一项很强的技术活，要做到既弱民、又不引起民众的暴力反抗，委实让统治者煞费苦心。而法家商鞅在这方面既有丰富的理论，又有成功的实践。一、以愚民达到弱民知识就是力量，读书使人长知识，等于掌握知识权力，有了权力就不好控制，不能想要他干嘛就干嘛。商鞅深谙此理，认为要想弱民，先需愚民，要想愚民，则“民不贵学问”，让老百姓目不识丁，自然会把官方当作学识权威来依赖，不加（能）思考予以执行。反之，“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商君书·壹言》），翻译过来是：“治国，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而不加以堵塞，人民的知识就增长。人民的知识增长，而不去攻打敌国，就产生奸邪。”（高享《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民众的智、愚直接影响民众对战争的投入，进而影响战争的成败，在一切为了战争，战争为了一切的非常时期，国君必然采取有利于战争、有利于统治的愚民政策。在商鞅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商君书·垦令》），人民愚昧无知，“农静诛愚”，不推崇学识，就会一心一意耕田种地。反过来，“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商君书·算地》）人民一心一意耕田种地，无暇顾及学识，就会愚昧起来，就会畏惧法令。人民畏惧法令，国君驭民的目的就达到了：平时安于务农，战时积极充当炮灰。故曰：“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商君书·农战》）如此，商鞅就将愚民政策和重农政策、先军政策整合成有机的一体，既弱了民，又壮大了国家机器。二、以析民达到弱民商鞅在秦国推行分户析居的政策：“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财别居，自立门户，各自耕种生产，否则要加倍征收其赋税。然后，进行严格的户口登记，将人口一一登记造册，“凡国家治术所掌握的每一个人口的一切状况、家庭关系等等，尽在户口一簿之中。因之，政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统理庶政。”（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将宗法家族分析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一家一户，并进行严格的户籍登记管理，固然是使帝国的赋税、徭役、兵役政策落到实处，增加财政收入。其实也是通过强制解散大家庭，削弱家庭、家族力量达到弱民的目的。这种将人民离析为原子化存在的弱民法，欧洲也曾用过，“欧洲教会最早从公元4世纪开始就反对家族内通婚，这一政策部分是担心近亲结婚极有可能造成后代的基因缺陷，不过还有别的目的。贵族在亲戚之间通婚为的是把财产保持在家族之内，教会则担心这样会使王室的势力越来越大，对教会权力构成威胁。”（吴钩《隐权力》，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年2月版）三、以锢民达到弱民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到处走走看看，可以增长见识，增加信息源，可以货比三家，发现别人的优处，知晓自己的不足。民众自由迁徙，还可以“适彼乐土”，哪个诸侯国好就去哪个诸侯国定居。可是，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迁徙、择国而居的话，譬如齐国有文化底蕴，我想去齐国定居，楚国有风情，我想安家于楚，就会有人口的流进与流出，要是因为秦国不“宜居”，造成大量人口流失，势必损害国家的实力，这是秦国国君最不愿意看到的。商鞅针对性地提出，“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商君书·垦令》）译过来是讲，禁止民众自由迁徙，他们就会愚昧无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扰乱农事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只好老老实实种地。这很好理解，民众不得“擅徙”，将其禁锢在一隅之内，就不能接受外面的信息，其他国家是什么样子，不能眼见为实，没有比较，只能听官家说了算，说是红的就是红的，说是黑的就是黑的，说我们最亚克西，就相信我们最亚克西，于是安于现状，支持现统治，就达到了商鞅所说的目的：“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商君书·垦令》），民众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国家就非常安全了。这有点像现在的朝鲜，不让人民“逃北”，“逃北者”被抓到要处以严厉的惩罚，无非是愚民，让人民觉得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四、以辱民达到弱民辱民就是侮辱人民，使人民人格低下卑贱。一个人在人格上低下卑贱，在精神上抬不起头，就不是有力量的人，是精神的弱者。譬如被压制的、打入另籍的商人，列入“四民”之末，他们虽然有钱，却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社会好评，仍然被人瞧不起，并没有与其物质相匹配的精神骄傲，仍然是弱民。商鞅辱民的理由是，“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商君书·弱民》）。民众倘若有了他们内心的尊严和荣誉，就会轻视爵位，鄙视官吏。“辱则贵爵，弱则尊官”（同上），民众只有处于卑贱之中，才会看重显赫的官职爵位。必须将民众高傲的头颅摁下去，极尽污辱之能事，就像刘邦拿儒生的帽子当夜壶来撒。侮辱老百姓，让民众毫无尊严可言，从而尊崇权贵，敬畏皇家，官家皇家稍微尊重一下他们，给点小恩小惠，就会感恩戴德，谢主龙恩，无尚荣耀。怎么辱民呢？商鞅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治民羞辱以刑”，用残酷的刑法来羞辱人民，让他们知道何为真正的羞耻，什么是真正的荣耀。商鞅主张法律平等，主张肉刑，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犯了法动辄“斩人肢体，凿其肌肤”，不是割鼻子，就是脸上刺字，再不就是把人宫（宫刑）了，不但行刑非常恐怖，更重要的是进行身体和人格的羞辱，让人卑贱得抬不起头来。聂作平先生认为，辱民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法令和措施，使民众永远生活在卑贱和猥琐的阴影里。在这种卑贱猥琐的生活中，民众就会对官爵和权力产生异乎寻常的渴盼与崇拜。这样，当国家用官职和爵位作为对民众的奖赏，要求民众为了所谓国家利益挺身而出时，民众就会像一条条饿极了的狗看见肉骨头一样。（聂作平《秦国是怎样崛起的？——重读商鞅变法》，载《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一辑）这样一来，尊崇官职的官本位社会心理就慢慢培育根植下来。五、以贫民达到弱民“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穷了，腰杆挺不起来，难以有独立意志，别人稍施恩惠，就容易依附上去。相反，“富则轻赏”（《商君书·弱民》），老百姓富裕就不在意为国家服务的赏赐。所以商鞅说，“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民富而不用”（《商君书·弱民》），意思是，人民致富了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如虱虮一样的弊端，不易役使。商鞅明确地告诉国君，民富对国君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就像人身上长虱子一样，必须通过限制自由经济，使人民保持贫穷。如何才能实现经济上的弱民呢？总的策略是“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商君书·去强》）。国家富裕，而用让人民贫穷的办法来治理，这是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国家贫穷，而用让人民富裕的办法来治理，这是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就弱小。具体的办法，我们在前面章节都有论述：一个是将土地、山泽、盐铁等收归国有，实行国家专卖，做大做强国有经济，这样与民争利，国家得利多，人民得利少，则国强民弱；另一个是打击民间资本，通过掉尾术和耗财术削弱民间财力，民间无经济无实力，就弱势。六、用“奸民”达到弱民。商鞅在弱民的论述中，有一种“奇谈怪论”，即以奸驭良——用奸民来统治良民，搞流氓统治术：“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浥，必治至强”（《商君书·说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不是以良民来管理流氓恶棍，而是以流氓恶棍来管理良民，这种看似不可理喻的做法，却是专制集权、控制民众有效的办法。首先，按李禹阶先生的说法，这里的“善民”是指效法三代以来家族伦理，践行儒家仁、礼之说，顾全道义，注重家族、宗族私情，并不愿为自身利益揭发、出卖他人的民众。这些人是不能作为国家依靠的对象，不能倡扬其行的，他们本质上是损害了国家与君主利益的。而所说“奸民”，则是指不顾宗法情谊、社会道德，在执行国家颁布的连坐互罪制度中，为了获取重赏、官爵，而不惜出卖、告发他人甚至亲属，以期获利的不孝不悌不仁不义之人。（李禹阶《<商君书>“以奸民治善民”论探析》，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再有一点，就是“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君书·弱民》）即国君（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是人民所憎恶的，人民就弱；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是人民喜好的，人民就强。人民弱了，国家就强；人民强了，国家就弱。为了强国弱民，国君（国家）必然视民如寇仇，制定政策法令不是顺着人民的喜好来，而要逆着人的喜好出，具有强烈的反人民性。这样就很好理解商鞅的良苦用心了。既然“善民”是讲仁义道德的，不符合道义、宗族私情的事情不去做，那么国家颁布的那些反人民、反宗族，却可以让国家强大起来的政策法令，他们自己不会遵行，也不愿意执行到管理对象身上。譬如“善民”讲亲亲相隐，不为利禄所动，揭发举报他人，出卖亲人。用这些“善民”去管理“奸民”，因其有太多于礼于义于道于仁所不忍的东西，国家政策法令难以贯彻，不能弱民，只会弱国。相反，“以奸民治善民”很容易达到国君所求。用不孝不悌不仁不义、只顾一己私利的“奸民”（颇似酷吏），去做越残忍越容易升官发财的事，“奸民”乐意得很，陷害杀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何难之有。越是“善民”越不忍遵行残酷的政策法令，越容易被“奸民”发现大做文章，上下其手，以获私利。这就达到了商鞅所说的，“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商君书·说民》）即国家任用善良的人，民众就会相亲相爱；国家任用奸恶的人，民众就会敬畏国家政策法令。“善民”中很大一部分正是浸淫于礼义的贵族，商鞅这一招，等于用流氓恶棍，来铲除贵族势力。那些原先趾高气昂的贵族没落，正好达到商鞅所要的政令畅通和屈民伸君的目的。这真是一举多得的阴招，看似不可理喻，其实“高明”得很。弱民以后，国君（国家）可以任意驾驭人民，轻而易举地将其装拼到战争机器上，或者成为耕种工具，或者上战场当炮灰。何况，国家还给予丰厚的“军功爵”回报。人民贫弱无力而想翻身，只能靠国家“恩赐”，只能与垄断“利源”的国家进行交易（并不平等），努力种地，拼命杀敌，以此换取权势地位财富等重要社会价值资源。到了后来，尤其隋唐确立科举考试以后，在和平年代，奖励农战换成了奖励读书，为了博得一官半爵，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尽百分百的努力去读书考试。这样看，法家之所谓“弱民”其实是为了“用民”，为我所用。弱了才好用，用得顺手，强了就不服从，不好用。在法家眼里，老百姓跟牛马犁耙没有什么区别，无非工具而已。与牛马犁耙这类工具不同的是，对老百姓需要更加复杂的修理、调教、利诱才好用，而一旦修理、调教、得诱好了，其作用则百倍于牛马犁耙。从更深的层次讲，国君（国家）弱民的根本目的是打压民间，挤压社会权力藏身的空间。国家权出一门，包揽政治权力，利出一孔，垄断重要自然资源，又一杆子插到底，干预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控制社会的每一个人，社会中的每一个领域都无法自治，每一个人都无法自主，成为国家（帝国）机器运转的螺丝钉。国家侵吞社会权力，将社会主体做弱，弱到社会权力完全无力遏制、抗衡、扭转政府的行为，甚至政府的不法、侵权行为。在这两种权力的博弈当中，政治权力完胜，社会权力输得连底裤都没有了，因为，私人领域是个人最核心的自由与权利，可是政治权力却能深入到私人生活领域（私人生活处处被监视），形成所谓“代表型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语）。这样，政治权力就完成了对社会权力的“吞食”，官本位想不产生都不可能。 社会权力过大会造成各自为政，国家权力过大会造成独裁法西斯，说白了就是左右两极，中正才是正道。实际上“士大夫”还真不是官本位，官本位的危害不是为尊，是奴化，奴才终归还是废物。 {:1_529:}反愤斗士？没有激情还搞个毛线，别毁了我的“枪”行不行。 也可解释为尊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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