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由旅行成为无期徒刑
[摘要]假如一直旅游，难道不是像风筝断线那样，将要永远飘浮于太空间？自由旅行什么时候变成无期漂流，甚至无期徒刑，连自己都没有把握。http://img1.gtimg.com/cul/pics/hv1/2/218/1704/110858192.jpg
【编者按】最近旅行圈里折腾的很热闹，其中被热议的主角也曾是很多人向往的“一直在路上”和“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榜样，但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却在十多年的旅行生活后告诉我们，旅行如果没有了那个能够回去，禁锢住我们并谓之“家”的地方，那旅行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新井便在这篇《流亡者的故乡》中娓娓道来了对旅行、流亡和生活三者的思考。从二十几到三十几岁，我曾拥有过用不完的时间。当年我不属于任何公司企业，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作家，而且一个人住国外，身边没有家人亲戚，过的是没累赘的单身生活。因为收入不多，所以谈不上甚么单身贵族，可是以自由时间的多寡为准，确实比世界上多数贵族还富裕。不管要放假多久去哪里，都不必取得任何人的同意批准。拿张单程机票走的话，按逻辑，能够游玩到用完全部财产为止。自由吗？确实很自由。快乐吗？我倒觉得坐立不安。假如一直旅游，难道不是像风筝断线那样，将要永远飘浮于太空间？自由旅行什么时候变成无期漂流，甚至无期徒刑，连自己都没有把握。幸亏，旅游公司卖的来回机票一般都有时间限制，在一定时间内得回到出发地。于是当年我去旅游，尽可能买来回机票。有一年春天，从居住地多伦多去“中欧”旅行的一次，也不例外。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曾叫做“东欧”。那不仅是地理上的划分，同时也是政治阵营的名称。经过八九年的天鹅绒革命和柏林围墙倒下，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被苏联控制的“东欧”卫星诸国，也纷纷采用民主体制，并恢复使用“中欧”这历史性名称了。冷战期间的多伦多曾有许多流亡捷克人居住。他们跟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登场人物们一样，一九六八年，当苏联军坦克车开进捷克的时候，抱着悲伤的心情离乡背井的。事后二十年，他们的生活方式犹如超长期的旅行。因为捷克的教育水平很高，他们在流亡地也一般从事白领职业，经济上属于中产阶级，但是往往选择租赁房子而不肯置产。再说，双双逃出捷克的同胞夫妻当中，不生育后代的人也相当多。结果，实际年龄到了四十几、五十多岁，给外人的群体印象却如超龄学生，是他们把流亡当作“暂时性”生活的缘故，好比真正的生活是回到故乡以后才会再开始似的。然后发生了八九年由剧作家哈维尔领导的天鹅绒民主革命。流亡捷克人个个都好兴奋，好骄傲。很多人相隔二十年回到故乡，跟家人朋友团聚。其中不少也马上在布拉格购买了房子。他们开始过真正生活的条件终于成熟了。可是，一时的兴奋过去了之后，他们多数人还是回到多伦多来了。究竟是为什么，大家不大愿意谈。也许是二十年的分离在他们和亲人之间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也许是习惯了北美式生活以后，很难再适应古老欧洲的种种。也许他们发现了过去二十年在流亡地一天一天过来的日子，才是真正的生活。总而言之，拖长的青春期要告一段落了。多伦多的流亡捷克人小区开始解体。一对又一对夫妻申请提前退休而搬去加拿大乡下买土地，开始过起自给自足式的半农民生活。“这么大的土地，在欧洲是绝不可能拥有的。”曾做过会计师的米罗舒说。“既然在加拿大落地生根，应该学会欣赏冬天吧。”他太太汉纳在多伦多做了二十年的护士以后，才开始练习越野滑雪。我忘了昆德拉怎样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结局的；不过，就现实而言，始终没有结局这回事，人生故事永远要继续下去。多伦多是移民城市，一半居民是生在国外的。离乡背井的原因，人人不一样：战争、革命、贫困、家庭不和。无论如何，要是在家乡过的日子很幸福，谁也不会考虑移居外国。在这意义上，移民和难民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刚到多伦多的时候，被一个英文教师称为“文化难民”，一时心里很不好受，但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若是现在，我则会说：“请老师少管人家的闲事。”）对每一个人来说，不幸是偶然的，故乡山河之美才是必然的。在国外过着流亡生活的人们，个个都讲到自己的家乡多么漂亮，妈妈做的菜多么好吃，故乡的人情多么浓厚温暖。退休到安大略农村的米罗舒和汉纳也不停地告诉我：古老的波西米亚多么美丽，布拉格的历史遗产多么丰富。他们劝我去一趟。所以，还没去中欧之前，在我脑海里已经有好几层的故事：以莫扎特的钢琴曲和德沃夏克的交响乐为背景，卡夫卡讲述的历史社会和昆德拉描写的人生情感，以及不久前在电视上看过的民主革命，和朋友们谈的亲身经历等。既然拥有用不完的时间，我可以去很久。但我还是购买了有时间限制的来回机票。本文摘自《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作者新井一二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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