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荐114——《龙永图 白岩松：中国，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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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龙永图 白岩松：中国，再启动》一书是龙永图、白岩松的思想合论。本书既是个人成长的存证，又是中国近30年改革发展的鲜活体验史。

《龙永图 白岩松：中国，再启动》，龙永图 白岩松 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本文摘自《龙永图 白岩松：中国，再启动》，龙永图 白岩松 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龙永图：谈判的苦与乐

20多年前，中国的入世谈判在世界上引起的巨大震撼，相信每一个亲历者都不会忘记。

从1986年7月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正式递交了恢复合法席位的申请，到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我们走了15年漫长艰苦的“复关”—“入世”之路。

有一位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曾对中国入世谈判做出这样的评价：“毫无疑问，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极为罕见。因为它意味着把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计划经济国家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的体制中来。”

所以每次只要我们的入世谈判代表在关贸大楼或者其他地方开会，平常人数不多的会议室里就会来很多人，走廊里外国人用英语互相招呼着往里走：“走，快去！听听，中国人要说话了！”

在日内瓦的谈判很紧张，作为谈判代表，我们需要激情，也需要冷静。我每天很早就起来在日内瓦湖边散步。湖边空气好，相对安静，在这里我可以将一天的工作在脑子里好好过一遍，全身心地放松，然后开始这一天紧张的谈判。

整个入世之路，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大大小小的谈判上千次，既有和美国、欧盟、日本这些国家的双边谈判，也有在日内瓦举行的100多个成员参加的多边谈判。

整个谈判历经15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其实，谈判虽紧张但也有轻松时刻。

谈判时，各种可预料或者不可预料的事情层出不穷，而我们都得一一面对、逐个化解。例如，一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代表为了卖弄自己的英文，总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有一次甚至在一个英语冠词的使用上翻来覆去地挑剔，会场的气氛相当紧张。

我当时向这位代表表示，这个词能否以后再说？对方竟然回答：“我的英文不好，今天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这样的说法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我只能对他说：“你英文不好，先去英国留学两年，学好了再来和我们谈。”没想到我这么一说，对方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大家均为之一笑，紧张的气氛也随即消散了。

还有的外方代表谈着谈着就开始装傻，说对中国许多情况还不了解，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这简直让人忍无可忍，我只能立刻回复他：“你身为首席谈判代表，居然搞不懂这些，我只好原谅你的无知。”

一时对方窘在那里，不知如何回复，现场又一片哄笑。

在所有的谈判中，最困难、最重要的当然是和美国代表团的谈判。美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而且美国拥有一个强硬的、专业的谈判代表团，所以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双方每次的交锋几乎都是攻坚战。

美国的要求最多，要价也最高。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所以他们对谈判的所有内容都感兴趣，从汽车到小麦、从金融到电信、从电影到分销，他们都感兴趣。但是一些小国，比如哥伦比亚，他们就要求解决两个问题，中国只要降低进口咖啡和鲜花的关税，他们就可以结束谈判了。

美国可不是这样，他们要求解决几千种产品的进口关税，要求解决差不多涉及WTO规则下面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美国要求很高，解决了一个问题，他们又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好像永远得不到满足。

在谈判过程中，作为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巴舍夫斯基，因为在谈判中对中国不断提出要求，而被戏称为“贪婪女士”。当然，他们也给了我一个绰号，叫作“抠门先生”，意指我在谈判中斤斤计较。

其实，我有时真不想那么抠门儿。

有时候我们谈判，一直进行到深夜，如果我在某些谈判条件上稍微大方一点，我们就可以结束谈判，但是我不能，这是关乎国家利益的事情，真不能松口。谈判注定给人一种煎熬的感觉。

一方面，我们要面对国外谈判方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还得跟国内各部门沟通解释。有人戏称，这是谈判的“第二战场”。

每一个部门的负责官员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都想确保自己的部门在中国入世以后不受到冲击。还有一些人对关贸总协定条文、对多边贸易体制不是很熟悉，因此对我们谈判的很多内容多有误解。这些都会给我们的谈判带来压力和阻碍。

比如在农产品进口方面。根据关贸总协定关税配额量的规定，配额量并不一定是实际进口量，进口量超过配额量就用高关税，低于配额量就用低关税甚至免关税。1999年我们与美国达成协议，每年进口小麦的关税配额量为700多万吨，5年以后增加到900多万吨。当时有些人误解了，认为我们承诺每年从美国进口900万吨小麦，国内粮食市场会遭到很大的冲击。这种说法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都说我们让步太多了。实际上配额量是一个控制量，不是一个非要进口的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它们的关税配额量从来没有完成过。当时面对这种指责，真是有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

再比如说，1994年的谈判其实是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谈判开始时形势很好，澳大利亚代表和新西兰代表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前提是中国解决一下羊毛的进口配额问题。当时我们得到的授权是每年进口16.9万吨羊毛，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的是18万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表示，只要中国同意这个18万吨，他们将全力支持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西方国家，如果西方国家的谈判营垒出现了分裂，那么中国复关成功的机会就很大了。我很想同意它这个18万吨，但是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的时候，他们堵死了任何可能性。我只好按16.9万吨这个数字谈，最后拒绝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要求，于是在那次谈判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坚决站在美国方面，态度非常强硬。

使我感到沮丧的是，等我们回到国内查看1994年的进口数据，最终发现1994年我们实际进口了31万吨羊毛，远远超过别人提出的18万吨。当时管理很松散，“一般贸易进口”“加工贸易进口”以及其他贸易形式的进口不一而足，而管理则是分兵把口，各管各事，一个部门管一种形式的进口，结果连全国每年进口多少羊毛都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糊里糊涂地就拿出了一个奇怪的16.9万吨配额。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知道自己每年出口了多少，明明知道当时中国每年平均进口22万吨，他们要求18万吨并不过分。

1994年的复关冲刺没有冲出去，主要问题就出在内部协调的不力和管理体制的混乱上。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让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腹背受敌。时光荏苒，1999年中美达成协议以后，我看到网上的新闻标题是“龙永图，别流泪”。我激动的时候是不会哭的，有什么好哭的！达成协议后，我很激动，也有些遗憾，总是会想如果在前面谈判的某个环节把握得更好一些就好了。但不管是激动还是遗憾，我都不会哭，谈判又前进了很大的一步，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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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是不会受责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