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期著名歌手、电影演员，原名山口淑子（やまぐち よしこ），家人称她为豆豆。
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奉天省抚顺市（即今辽宁省抚顺市），祖籍日本佐贺县杵岛郡北方村（现已并入武雄市），
第二次结婚后户籍名大鹰淑子（おおたか よしこ）。李香兰是抒情女高音，而且受过正式的西洋声乐教育，很擅长美声唱法。
后任日本参议院参议员。
山口淑子出生在日本一个汉学世家，祖父是佐贺县的汉学学者，父亲受其影响早年到中国学习，后任职于"满铁"公司。生在沈阳、后居抚顺的山口淑子，少年时代留在脑海里的那片血红让她终生难忘——1932年，她亲眼看到几名被绑的中国人被日本宪兵当场枪杀，血肉模糊。后来她才知道那与平顶山惨案——3000名中国平民遭日军屠杀的事件——有关。平顶山事件中，由于父亲因"通敌"受到拘留，事后山口淑子一家迁居沈阳。13岁时，山口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当时的亲日派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她也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李香兰。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她在所着《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爱情和友情
在一次为由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上，李香兰与张爱玲曾有过这样一段交谈。张爱玲说："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她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于是，张爱玲后来说道："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
据陈歌辛的儿子陈钢回忆，她与他的父亲或许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充满激情的上海之恋。陈歌辛为她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当时， 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草刈义夫先生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她曾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当年她差一点嫁给了陈歌辛。而当记者问她为何在出版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1992年，当她再次来到上海时，陈歌辛已经去世。她一见陈钢的面就迫切地询问陈歌辛在世时的情况，追忆他们47年前深深的情意。临别时，她对着陈钢哽咽道："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后来在东京再次见到陈钢时，她还对他说："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她一遍一遍地轻轻哼唱着陈歌辛为她写的《忘忧草》："爱人哟，天上疏星零落，有你在身边，我便不知道寂寞。爱人哟，世界已经入梦，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空虚。我在泥中默念你的名字，忘去这烦忧的日子。爱人哟，虽然那似水流年无情，有你在梦里我的叶便长青。"
不管怎样，出生在充斥日本侵略野心的伪满洲国，以中国女演员之姿向日本表示恭顺的她，绝对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咏叹调。1952年回到日本后，她嫁给一位比她大15岁的美籍雕刻家诺古其，4年后分手。谈到分手的原因，她说："既不是因为第三者的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时间老不能凑在一起，才导致性格方面的分歧。"其实，他们在结婚前就约定了所谓的"离婚条件"：互相尊重对方，不影响对方的工作，一旦发生矛盾时，像朋友那样和睦地分手。而结婚的四年里，他们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
和诺古其离婚后，她应邀赴纽约演出歌剧《香格里拉》。在演出期间，她结识了日本派往联合国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大鹰弘。这位年仅28岁的日本青年每天都给她送一束鲜艳的玫瑰，还接连数次到后台来看望她。在如此大胆、热烈的求爱下，他们很快就双双堕入爱河，最终结为佳偶。为珍惜这份难得的感情，和大鹰弘结婚后，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鹰淑子。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坛，成为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参议员)，并连任18年之久。
虽然感情生活几经波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拥有一份珍贵的友谊。10岁时，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的她，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俄罗斯犹太裔的少女——柳芭。她十分重视这个朋友，她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在柳芭的帮助下，她开始向苏联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学习花腔女高音。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才发现了她，将她录用为电台新节目的专职歌手，使她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回顾这一切，她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吗? 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不仅如此，柳芭对她还有救命之恩。在得知李香兰被囚禁且即将被枪毙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为她弄来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才使她免去了汉奸罪。
并不完美的爱情加上完美的事业和完美的友谊，就这样，她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归去来兮
历史常常使人变得尴尬，使人感到一种撕裂身心的痛苦。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节节败退。随着日本战败日的来临，日本帝国所操纵的"伪满洲国"13年虚幻的历史也随之落幕，"伪满洲国"灭亡，全国上下一时兴起了讨伐汉奸的行动。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也被押上了审判台。
1946年2月，作为伪满洲电影协会的主要演员，她被大家认定有协助日本侵略者作宣传的罪行。检察官最后判处她枪决，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然而她心里清楚自己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更未协助过日本的大陆政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布她无罪释放。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使法庭上的人们愤怒了。面对大家的怒吼，她流泪唱起了歌，用歌声表达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同时对自己前半生的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歌声引起共鸣，所有的人也用歌声告诉她："让我们以德报怨。"
追踪她的一生，人们难以理解为何她仅仅由于不自觉地唱歌和表演就险些被判处死刑。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却被人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视。由此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后来的种种遭际，皆因时代所致。"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她对伪满"宫廷挂"兼关东军参谋长吉岗中将说的这些话，也可以作为她对于自己前半生的说明。
1946年2月29日，她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回到日本后，她开始以日本女演员山口淑子的身份在日本影坛上继续发展事业，并给自己起了个"香兰山口"的名字。她自称这个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这期间，她在导演黑泽明的指导下，再创个人影剧事业的新高峰，在美国的电影及音乐剧里扮演多个角色。1974年，她被选为日本的参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同时她还与新闻撰稿人藤原作弥共同执笔写作《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随后，浅利庆太先生又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该音乐剧已经演出了184场，观众人数超过18万。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高桥雅弘还曾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对她展开了欢迎的双臂。而随着她的自传的发表以及经典专辑的复刻发行，她在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重新获得了倾睐。
两个祖国，两个母亲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她说，她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生活、历史，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为乌有。中国对她有养育之恩，而日本国籍对于她又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的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故国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 。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这种情绪困扰了她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尽管如此，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真实的。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人。她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目睹了"平顶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认这段罪恶历史的时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压下郑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在自传里，她的语言表达也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
1987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寻找她那散发着夜来香的中国心和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1992年11月，她又应邀来华参加在桂林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已经年逾古稀的她虽生活在日本，却依然说着一口京片子。在北京逗留期间，她寻访了当年的故居，虽然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她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满足了自己的浓浓思乡情。随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园饭店再次见到了黎锦光，叙述起旧日情谊，两位老人都泪流不止。会晤完毕后，她小心地搀扶着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饭店。谁知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谢世了。
同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也率剧团继1988年首次访华后，携音乐剧《李香兰》再度访华。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面邀请的演出活动受到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四季剧团也派出最佳阵容，在战争结束47年后，又将"李香兰"送回了她的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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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7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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