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枣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两次随枣会战的纪实文学。
我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大会战，打了22次，其中发生在湖北省境内的就有武汉保卫战、鄂西会战和两次随枣会战（第二次随枣会战又称枣宜会战）。
两次随枣会战，分别发生在1939年5月和1940年的5—6月；作战地域在华中腹地的随县、枣阳、南阳、襄阳、老河口、荆门、荆州、宜昌一带。这一带地跨鄂西北、豫西南，千里江淮河汉，是鄂豫川陕的结合部，也是西南大后方的最后屏障。随县、枣阳是这一地域的要害部位，因为它两山夹川，前衔武汉，后接襄宜，地理学家和军事学家称其为“随枣走廊”。
武汉失守后，湖北成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最前线。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在鄂北一线就相持在随县、枣阳一带。“随枣走廊”成为中日双方攻守焦点。《随枣会战》以随县、枣阳为视角，以历史的眼光俯瞰祖国腹地的反侵略战争，浓墨铺陈湖北民众和第五战区爱国将士守土侮寇的抗战史实，也冷峻叙述日军第11军的困兽之斗。其中有中日双方将帅关于战略运用、战场态势的宏观叙述，有关于双方攻守进退、军力和战争意志力较量的中观描述，也有具体作战单位作战经历、心态的微观追踪。作者这种叙事布局，视野开阔，脉络清晰，有助于读者从各个方面来了解、认识若干重要战役，为抗日战争的叙事提供了新的路径。
二
随枣会战是局部的，但作者把特定的局部放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局背景上来叙述，显现了作品把握战争走向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随枣会战，是日军占领武汉后攻掠襄宜、威胁重庆的图谋。这时，战争特点正在逐步显现伟人、领袖人物、军事预言家们的预见。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有《论持久战》的战略预言，把抗日战争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日军占领中国的大武汉后，贪欲与能力之间已现矛盾，双方进入相持阶段。随枣会战正是抗日战争发生战略转折时刻的大会战。
中国国民党的要人们，白崇禧研读《论持久战》后概括了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著名军事家蒋百里认为，抗战的最后防线当在洛阳、襄阳、衡阳一线；蒋介石接受蒋百里的见解，将类似的论断写进国民政府1936年拟定的《国防计划大纲草案》。这就是著名的中国抗战“三阳线”的来历。
武汉、广州失守后，半个中国沦丧，寇深腹地，叩击“三阳线”，已经没有“空间”可换时间。战争转折点上的随枣会战怎么打？《随枣会战》的作者翻阅大量史料，寻访抗战老人，对随枣会战的我方与敌方战略走势的博弈作了客观叙述。随枣会战中，李宗仁统率的中国军队有坚守，也有退却，退却是战术上的退却。阵地战加运动战，以内线变外线，对付日军的“中间突破，两翼包抄”。抗日战争转折点上我国军队的战场退却，或曰转移，只能是有限的退却，有限的转移，而退却和转移是为了反击。随枣会战中，五战区的部队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的过程中，转移的底线是从随枣到唐河、到襄阳，但不得越过本战区的范围。
此时，守土有责就是爱国精神，也是军人的本份、军队的纪律。在这样一种战场形势与同仇敌忾的背景下，《随枣会战》描述了一些爱国将领的迎难而上，视死如归。如上将张自忠战死十里长山，173师师长钟毅捐躯古苍台，陈诚将军临危受命星夜奔赴宜昌前线……还有84军173师517团团长凌云上的敌后游击，45军125师750团团长陈仕俊的孤军奋战……
相持阶段的敌方，作战也有了新特点，如第一次随枣会战，日军遇反击即退，退回出发地（随县城未退出）；第二次随枣会战，日军有阳谋有阴谋，阴阳两手，攻下宜昌后旋即放弃，得知法西斯德国占领法国后立即复占宜昌；而为了攻占宜昌，又不得不放弃襄阳……《随枣会战》以尽可能还原历史，揭示相持阶段日军野心与能量之间的矛盾，在其尽量维持的强势后面，是侵略者无可挽回的颓势走向。
三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全民族的卫国战争，反侵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在抗击日军侵略上形成各扬所长的作战分工，正面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敌后游击战、运动战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主。两党抗日有分工，也有协作。这是主流。
随枣会战发生在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和汉水流域，这一带山水广阔，有回旋余地，有利于运动战和游击战。在同一时空，《随枣会战》叙述国民党军队的阵地战+运动战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敌后游击战。正面战场，五战区李宗仁将军率部阻击、转移（撤退）、反击；敌后，李先念将军率所部新四军五师将士坚持白兆山根据地，破坏公路、截杀日军，搅得日军后方不得安宁。
《随枣会战》还写到了五战区一些部队被迫的敌后游击，若干来不及突围的团队，化被动为主动，敌后袭扰，发挥了没有预想到的战场作用；还写到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为正面战场的部队化解急难，组织担架连上前线；新四军五师战地医院收治正面战场的伤员，医好后妥善送归。这些细节还原了历史，突破了陈旧模式和脸谱。
当然，五战区范围内也有国民党军制造“摩擦”的事件，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甚至有过30万国民党军包围中原解放军（新四军五师为骨干）的严重事件，这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但两次随枣会战中，国共两党的军队有过分工合作的共同对敌，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段真实历史。
四
《随枣会战》写战争，写惨烈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中的人有高大与卑劣，有勇敢与怯懦；战争中的兵器有得心应手，有器不如人、以精神和血肉之躯来弥补。
抗日战争的战力、兵器对比是敌强我弱，过去我们在叙述抗日战争时，注重精神、气势和牺牲精神，这当然是应该的。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也是不科学的。抗日战争是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战争，中国军人不乏牺牲精神，一排排冲锋，一排排倒下；一道道战壕，一堆堆烈士。面对凶残的日寇，爱国官兵乃至广大民众前仆后继，血肉堆为长城。为什么一对一打不赢，甚至二比一无胜算？除了兵士的素质、战场意志、战术的运用，还有没有别的因素？要不要涉及到兵器？《随枣会战》以主要笔墨写战争、写战争中人的基础上，注意到了战争中的兵器。兵士和兵器，构成战争中的基本战力。《随枣会战》的作者披阅资料，寻访老兵，披露了抗战当年普遍认为的敌我格斗平衡线，即我必须以3：1之兵力优势，方可谋求相持或胜算。
《随枣会战》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史观，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过去，展望未来。
战争中的军人需要良好的兵器，还需要足以果腹的粮食，这是抗战军人起码的需求。《随枣会战》从民国史、地方史、抗战军人的回忆资料中，追寻当年军粮供应的踪迹、军粮来源、军粮供给的标准等等，用珍贵的史料叙述了抗战后勤保障中粮食的至关重要。从而，勾勒了抗战军人战时生活的贫瘠，也讴歌了中国民众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
五
《随枣会战》写两次随枣会战，但不止于这两次随枣会战，而是设立“走向胜利”一个专章，用简洁的笔墨勾勒了宜昌反攻、鄂西会战、石牌保卫战、老河口争夺战等随枣会战以后的会战、战役，试图把湖北境内抗战中后期的主要战役做一个全景扫描，让湖北这样一个重要省份的抗战，从武汉失守——多次会战——战场反击——武汉受降，有一个清晰的线条。这个线条，体现了反侵略战争从挫折到胜利的必然逻辑。
从两次随枣会战到鄂省全境抗战的勾勒，从抗战走向到战场角逐，从李宗仁、陈诚的正面战场到李先念的敌后游击，从史实到战场氛围的“还原”，从最高统师、各级将领到基层官兵的心理刻划，《随枣会战》全书尽显作者求实创新的功力与水平，我为抗日战争历史又增佳作深感欣慰，并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此书。
章开沅
辛卯初夏于
桂子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