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摘】老三届

二是随之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虽然早已有之，但它之所以能演化成为一场震撼社会的巨大政治运动，红卫兵们也是始作俑者，由其激进分子首发，再由毛泽东倡导而成势。它之所以着名，不仅因为其规模大、时间长和影响巨，更由于它是一场旨在消灭城乡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和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综合性的社会实验。

这场运动规模之大，全国大约有近2000万人被卷入其中。若按家庭计，估计约有75%以上的城镇家庭受到波及。这场运动时间之长前前后后延续了十年，正是这种广泛性和持续性，造成了以牺牲一代人青春为代价的偌大社会悲剧。

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还是显得有所偏颇。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上山下乡运动有着一石三鸟的功效：一整治了红卫兵们在“文革”中期无法无天的乱象；二减轻了经济压力和变相消除了失业；三是他寄希望于一场“反修防修”的社会实验，来确保他的革命路线贯彻于千秋万代。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突出显现了毛泽东社会理想中浓厚的浪漫色彩，消灭所谓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以实现向大同世界的过渡，一直是毛泽东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上山下乡运动或许就是毛泽东期望藉此来消灭其中两大差别的途径。据统计，“文革”十年间，伴随着17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大约又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反向流入城市。其中虽然包含一部分知青招工返城，但总体上反映了城乡对流的社会大迁徙。因此可以说，上山下乡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政治背景应当是第一位的。

这场运动对老三届一代意味着：

在“扎根一辈子”的口号下，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是一种在心灵上斩断与城市联系的考验；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身处被改造的境地，背负着多重的政治压力；在改天换地的艰苦劳动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汗水，知青们几乎都经历过脱几层皮的磨炼；在贫穷如洗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也不得不以野菜果腹、糠麸充饥，“三月肉不尝”也是这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内容所构成的图画，就是我们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内涵。

这场独有的社会实验，显然是由老三届一代承担的，这是一场远比红卫兵运动来的更彻底的社会洗礼。

三是十年改革的大浪淘沙。

虽然十年改革不是这代人独有的经历，但是由于这个社会群体当时所处的社会状态，十年改革对于这一代人的意义太特殊了。

老三届们作为一个群体，正是在拨乱反正的改革初期，完成了他们从农村回到城市的漫长之旅。无可置疑，多数老三届们是抱着追随真理的虔诚上路的，改天换地也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好，总之他们当初是挺起未发育成熟的胸脯，过早地以幼稚的心灵背负起社会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十字架。十年后，当他们通过种种途径回到城市时，却发现他们的故乡--城市，并不欢迎他们。

他们曾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众多的社会性问题，以至于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不得不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名词。譬如“知青”、“插队”；譬如“扎根”、“返城”；譬如“病退”、“困退”等等。回城后，他们立即成为了一批“多余的人”。这种多余感首先来自家庭。在拥挤不堪的居住条件下，他们的插足无疑立马缩小了人均居住面积，生存空间骤然紧张了。其次，知青返城给就业造成极大困难，“待业青年”这个名词在中国首次出现了。多数缺乏门路的人三年五年地“待”了下去，只好去做各种各样的临时工以糊口。再次，随着这代人回城造成的众多感情和婚姻纠葛，使得“大龄未婚男女”一度成为社会问题。另一个相关的新名词也随之浮出水面，那就是“第三者”。还有，在他们与父母不仅在传统的“信仰”上，甚至在对话上，也似乎出现了困难。所谓的“代沟”，成为这代人返城的又一时髦用语。如此等等，使得很多人对这些当年的祖国花朵、共产主义接班人、尔后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失望了，预期他们将成为“垮掉的一代”。这代人如果真是整体堕落，的确，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想象了。事实上，把这代人整体遭受的历史挫折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也就太低估了知青们。

地寻求和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曾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却又不可遏制地获得了复苏与再生。”的确，自从当年短暂的红卫兵运动之后就几乎再没有遇到过顺境的“老三届”们，每一步都是要付出格外的努力。靠着他们十年磨出的一剑，即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很快就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熟悉了环境，开始了新的奋斗。

返城后的老三届们相对于社会的其他群体，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极度的动荡中。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当时的写照。试想，如果没有改革，这么一大批人怎么可能被城市平和地容纳？在社会财富的基数和利益关系的结构等不改变的前提下，老三届们实际上就无法真正在城市站住脚。他们如果要求对社会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来使自己重新进入城市生活，显而易见是不可能被社会接受的。而此时启动的改革恰恰提供了通过增加新的利益渠道来满足这种要求的空间。正是这种背景下，这代人立即融入了“十年改革”，他们的命运也就更加贴近改革，也必然以改革为其归宿。

通过改革，老三届们接着又创造出众多的共和国第一：中国第一批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工商业者诞生了，他们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求得了生存，并演化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他们中的幸运者从近2000万的考生中拼杀出来，成为恢复高考后1977年、1978年、1979年新三级大学生和研究生中的主要成分。他们中产生了建国后第一批取得世界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知名专家；产生了承担着中国文化、教育、科研事业脊梁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建国后第一个批量级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官员和管理者阶层；他们中还诞生了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名导演、名记者等等，可谓群星璀璨，不一而足。这些成功光环的背后，是以绝大多数同代人为巨大分母而实现的。而且还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分母之大远远超过上下两代人。

这样的一种现实，将这代人整体与改革开放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