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位老”郑位三
作 者: 何立波 时 间: 2010-12-8
郑位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新四军二师、五师及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家乡湖北黄安人民当中，至今还流传着“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的歌谣。当郑位三刚过30岁，就被鄂豫皖地区的干部和人民尊称为“位老”。建国以后，由于长期养病，郑位三没有具体工作，因而鲜为人知。
郑位三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1902年10月21日生于湖北黄安。1918年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在考试中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郑位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步行到武汉找到了党组织。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郑位三组织领导了黄安秋收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30年6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郑位三被调到特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从这时起直到1932年10月，郑位三先后担任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等重要领导职务。他为鄂豫皖苏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32年6月，蒋介石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根据地军民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很混乱，斗争形势极为严重。在此危难之时，郑位三接任了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职务，从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
1933年，是鄂豫皖苏区斗争最残酷时期。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下，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郑位三一家也遭受到很大不幸。曾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的父亲郑维翰，因长期在深山老林中活动，长了一身毒疮，病死在山中。母亲为饥饿所迫，吃野菜中毒而死。前妻曹梦云在“跑反”中活活冻死在山洞里，撇下七八岁的女儿郑奇英，只得由二弟郑植惠（游击队员）背着打游击。郑位三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领导部队在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地区的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他染了一身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仍每天和游击队员们一起钻山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郑位三和游击队员们一样，穿着破烂单衣；粮食奇缺，野菜、树叶找不到，只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郑位三经常给大家讲大革命时期农民暴动和创建苏区初期的斗争故事，鼓舞大家，即使剩下几个人也要战斗下去。在郑位三的影响下，部队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始终是高昂的。
1934年9月，党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在罗山县卡房，程子华向郑位三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红二十五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去创建新的根据地。郑位三为了尽快实现这一战略决策，当即写信给活动在皖西的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说明了这一情况。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作出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整编了部队，由郑位三任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
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商洛地区，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苏区。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决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当时，担任鄂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被留在陕南地区，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战争。红军主力北上后，敌人仍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妄图消灭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在此危难时刻，郑位三召开联席会议，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成鄂豫陕特委，将留下的红军和游击武装编成红七十四师，由他任特委书记，陈先瑞任师长。郑位三领导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队伍由原来的600余人，发展到2100余人，西安事变爆发时，这支活跃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后来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卫四团，肩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贺龙曾说过：“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郑位三生活俭朴，作风扎实，平易近人。他时常穿着一身破旧衣服，群众说他像个农民，也有人说他像伙夫头儿。但在红二十五军中，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位老”，其实他那时只有33岁，却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不当“钦差大臣”，不宣布自己“一把手”的任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位三受党中央的委派，又回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再次担任鄂东北特委书记和鄂豫皖区党委书记以及中原局委员等职。他同方毅、张劲夫、肖望东等同志一起，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使大别山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1940年2月，郑位三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皖南事变后，郑位三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同张云逸领导了淮南等地的抗日斗争。
1943年11月，党中央派郑位三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来加强对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区的领导。五师及鄂豫边区的领导人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热烈欢迎郑位三的到来。11月24日，五师部队及鄂豫边区党、政、军、民代表在五师驻地举行盛大欢迎会迎接郑位三。郑位三在欢迎大会上致辞，代表军部首长盛赞五师和鄂豫边区整个新四军、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展工作占第一位，独立工作的精神是顶好的。他说，军部首长称赞五师“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五师是受之无愧的。五师和边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绩，这是边区党委和五师司令部李师长、任副政委、陈大姐三位同志领导的正确。并且建议在杂志上、报纸上大书特书这两个“第一”。
郑位三在到达五师后没有以“钦差大臣”自居，他始终没有公布过中央对自己任边区党委书记和五师政委的任命，只是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出面工作。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并不影响他对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全面领导，李先念等原边区党委和第五师领导成员都把他作为上级的党代表看待，非常尊重他，保证了他在边区和五师的最高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原领导班子的工作开展，避免了因领导班子的调整而引起干部的种种猜疑，保持了边区领导集体的安定团结和稳定的局面。这件事充分反映了郑位三高尚的政治品德。
郑位三在五师和豫皖边区任职的命令压在他那里没有公布，直至他1975年去世，李先念为他准备悼词，从中组部提供的档案中才知道郑位三是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任质斌也是直到90年代，看了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文献》中的这份电报后才知道这件事。不仅如此，郑位三对五师司、政、后的领导干部也一个没动，而将他带来的一批干部安排当了副职。这不仅充分表现了郑位三实事求是的高尚品质和勇气，而且反映了他的高超智慧和领导艺术。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和严格审查，郑位三认为五师的工作确实做得不错，是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办事的，五师和鄂豫边区的领导层和广大干部，是忠于党中央、毛主席的。郑位三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澄清事实，尽量消除中央和华中局对五师及鄂豫边区的某些误解。
坚持实事求是，整风运动中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郑位三1943年来五师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整风审干，消除中央对五师、边区某些误解。郑位三来五师之前，边区和五师曾于1942年进行了“战时整顿三风”，但由于严重的敌顽夹击，环境十分动荡，边区整风运动未能全面深入开展。郑位三来了以后，才正式大规模地开展了整风审干工作。1943年11月18日，豫鄂边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彻底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边区各级党组织抓紧相对稳定的局面，立即全面开展整风。郑位三亲自挂帅，在任质斌的协助下，领导边区和五师高、中级三期整风班。在工作中，郑位三首先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介绍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和抗战初期共产党内斗争的情况，使长期孤悬敌后的边区和五师骨干，进一步了解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左”倾路线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实质及其重大历史意义，武装了党员干部的思想。尽管延安发来康生的一些“内供”材料等，但边区的整风审干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排除了这些干扰，坚持了启发干部自觉交代，不迫不逼，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方针，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于1943年8月15日作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的精神，对个别有问题的干部及时作出有关规定，注意吸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肃反扩大化的历史教训，没有搞“逼供信”和扩大化，没有伤害同志，保护了大批干部，保持了五师、边区干部队伍的团结。三期整风班中，没有发现一个特务和内奸。鄂豫边区整风审干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体现了郑位三高度的政策水平、成熟的党性和慎重的作风。
1943年冬至1944年春，在当时豫鄂边区四地委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对黄冈中心县委所属地区的整风审干，采取“逼供信”办法，咬出一大批“特务”，犯了扩大化错误。因黄冈地区环境动荡，不得不在1944年春在边区党校开办了四个“长江整风班”，集中黄冈中心县委下属的几乎所有乡以上干部300多人进行整风审干，在学习班中仍然采取“逼供信”，搞扩大化那一套，局面十分混乱。郑位三发现后，亲自到边区党校作报告，阐述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整风审干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认真吸取土地革命时期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历史教训，开展甄别平反工作。至此，在边区唯一的在整风审干中犯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的案件才算纠正过来。
1980年，任质斌在《新四军第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一文中说：“在1943年底开始的整风审干中，虽然康生转发很多所谓‘抢救运动’的经验，但当时华中局派来边区领导工作的郑位三同志和边区党委没有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没有搞肃反扩大化，没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五师对所有有历史问题的老同志作出的审查结论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伤害干部，始终保持了干部队伍的团结。”
位高不居功
郑位三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又在新四军二师、五师、中原军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他资格老、功劳大，但从不居功自傲，摆官架子。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打成一片，深得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1946年中原突围前夕，为了战胜蒋介石30万大军对中原军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担任中原局代书记、中原军区政委的郑位三和其他领导一起，进一步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全军指战员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他还特别重视教育驻地部队要与群众紧密联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争取反内战、求和平的胜利。在礼山（今大悟）县宣化店的一次人民群众大会上，郑位三亲自把一块由他题写的“民为邦本”四个大字的大匾赠送到人民代表的手中，以此表达中原军区的人民解放军对人民群众的感激之情。他曾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用生动贴切的比喻说：“群众好比母亲，小孩没有母亲就没有奶吃。我们的党和军队没有群众，就不能生存。”
在1946年6月的中原突围战役中，郑位三以身作则，联系群众，紧随部队，带病突围，为广大指战员作出了表率。在突围前夕，中央考虑他的身体有病，不便随军突围，发电报要他先去延安。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回电谢绝，坚持随部队一起行动。他还说：“中央要我离开部队回延安，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但我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若在此时离开部队，会影响干部和战士的情绪。”在突围过程中，无论环境怎么困难，郑位三总是坚持同大家一起战斗。他与李先念、王震、任质斌、陈少敏等领导人日夜操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认真分析和研究敌情，沉着指挥战斗。当部队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进入陕南后，由于秦岭山高坡陡，连马都不能骑，郑位三和陈少敏因身患疾病随军行动实在艰难，李先念便安排顾大椿等人负责照顾两位首长，并指令陕南游击队直接护送他们到陕北去。虽然是这样安排，但郑位三毕竟是四十多岁的人，而且正在病中，在崇山峻岭之中跋涉，实在是举步维艰。然而，为了不加重同志们的负担，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用绳子绑着鞋子，拄根棍子，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有时，他还强打精神，说几句笑话让同志们乐一乐，使大家精神饱满地赶路。为了大家的安全，他担心小孩哭声惊动敌人，硬是横下心让妻子蒲云将两岁多的儿子郑非迟留在老百姓家里，使随行的干部、战士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中原突围到达延安后，郑位三主持召开过中原局会议，初步总结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局的工作。常年艰苦的革命活动，使从小体弱的郑位三患上了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胆结石和胆囊炎。虽然他的忍痛能力很强，但经十几年的南征北战，中原突围战役胜利结束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使他无法坚持第一线领导工作。1948年秋，根据组织的决定，郑位三来到山东临朐县倪家庄华东军区高干休养所疗养。1949年6月，又转到山东济南市特别师警备司令部休养。新中国成立后，因体弱多病，党中央同意郑位三不担任具体工作职务，留在湖北休养治病。1949年至1955年初，郑位三居住武汉，休病不休闲，始终关心着湖北、武汉的革命和建设。其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希望他尽快康复，及早出来担任领导工作。
1955年8月，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次实行工资制度时，鉴于郑位三对党、对人民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他被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政府副总理级待遇。党中央、国务院对郑位三的政治、生活给予了优厚的待遇。1955年4月，党中央把郑位三接到北京定居养病，一开始住前门打磨场胡同北官园20号。这里是一套气势恢宏的建筑群，总占地面积有十几亩地，由3个院子合成一个大院。1960年，郑位三全家搬迁至景山前街14号。这是前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尤金的官邸。郑位三在这两处居住时，中央警卫局都派一个班的战士值勤，还有秘书、卫侍长、公务员、驾驶员、炊事员。面对这种新的生活环境，郑位三仍然保持着清平、简朴的生活习惯。实行供给制时，每月补助给郑位三的300元津贴，他全部用作解决老区人民和革命烈士后代的生活困难问题，自己和家人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他对于衣食住行，从来不提任何要求。厨师做什么，他就吃什么，用车、衣着等都十分节省，始终保持一位老共产党员特有的廉洁和自律。
郑位三功高不自居，不为名利所动心。建国后，对于报刊、书籍、纪念馆、博物馆，提不提到他的名字，或将他的名字摆在什么位置，他从不计较。别人请他讲军史、革命史，讲到他自己时，总是赞扬别人，不提自己。郑位三不仅从严要求自己，而且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的女儿郑复康说：“父亲从不强求我们做什么，也不说教，他始终相信身教重于言教，以自己处世待人的方法影响着我们，他对我们的教育方式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他希望我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正直的人。他要求我们具备细致观察问题、全面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理论学习上，父亲希望我们20岁时不仅应该通读《资本论》，而且应该谈出一些想法来。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就是‘一切靠自己’。父亲无所畏惧，不计名利。他不会说假话，不会办虚事，不会搞关系。他的胸怀、他的预见性、他的学习精神、他与病魔斗争的顽强毅力让人折服。他所体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力量，不仅教育了我们这一代，还教育了下一代，甚至影响无数的后人。”
实事求是，秉公直言
建国以后，虽说是在休养，但郑位三也闲不住，经常到武汉市的民众中去了解民情。他曾用诗句写道：“闲休非学隐，民情我不忘”，时刻告诫自己不能脱离群众，要与人民群众在一起。1949年冬，鉴于湖北省各级组织都感到干部缺乏，他向时任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的李先念提出了在群众中选拔优秀分子担任干部的三条标准，即“革命性强、联系群众、服从党的领导。”他还强调，这三条都很重要，缺一不可。革命性不强，就不会有革命热情；不联系群众，就不能带领群众投入革命斗争；不服从党的领导，革命斗争就没有方向。为了抓好各类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工作，他还多次接受李先念的邀请，到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向学员们作政治报告，宣讲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帮助学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学会联系人民群众的方法。湖北人民革命大学从1949年6月至1953年5月，先后招收4期学员共1.5万余人，毕业后分配到全省各地，充实了各条战线的基层干部队伍。这其中也有郑位三的一份功劳。
建国初期，湖北曾出现过有4000多名旧职员和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要工作、等分配的事件。为帮助省委处理好这个问题，郑位三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此事解决得好与坏直接体现党与群众的关系。他将那些旧职员分成三类，建议省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恰当安排。省委书记李先念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除少数政治历史未搞清楚的人员等待分配外，将绝大多数人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对一些思想进步、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旧职员和党外民主人士，省委还安排他们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一些健在的当时得到妥善安置的人士每当谈起解放初期的这件事，无不称赞郑位三在湖北留下的这份功绩。
1957年5月29日，为正确解决一大批在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和掉队人员的党籍问题，郑位三与陈少敏联名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恳请中央考虑当时中原局的实际情况和组织决定，承认和解决好这批革命同志的党籍问题。6月6日，中组部将此信批转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委据此妥善解决了这批同志的党籍问题。不少老同志每谈及此，都非常敬佩地说：“位老和陈大姐作为领导者，是有政治勇气和敢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如果没有为革命同志担政治风险的无私无畏精神，是不会这样做的。”但这些人在“文革”中又遭批斗，而且大多数人又被戴上“叛徒”、“反革命”的帽子。郑位三本人在“文革”中，也因为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这封信，遭到批斗和迫害。但他始终坚持党性，刚直不阿，宁愿自己经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也不推诿责任，牵连别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推倒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结论，为一大批在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和掉队人员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人重新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让其子女们卸掉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如今，湖北省以及省外还有数以万计的新四军、中原军区老战士健在，每当他们回忆中原突围的血火征程时，总忘不了郑位三1957年5月29日向中央组织部写的那封信，心里充满感激之情。
在如何评价高敬亭的问题上，郑位三敢于秉公直言。高敬亭是红二十八军政委，在1935年至1937年领导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他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识不够，犯有错误，本属思想认识问题。但当时组织上没有很好地分析问题的性质，以反党的罪名将他处死。郑位三对这个问题始终有自己的看法，多次讲到要重新认识。1960年5月，他不顾“左”倾思想的压力，再次提出自己对高敬亭问题的看法。他说，高敬亭这个人，第一，他有错误，特别是在与中央的领导关系上处理不够好；第二，他不是反革命；第三，他确有大功；第四，当时对他的处理研究不够。1980年5月，党中央决定为高敬亭彻底平反。此时，郑位三已病逝，但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历史事实的处理上，郑位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最典型的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分析鄂豫皖苏区。早在50年代末，郑位三就指出：鄂豫皖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块大的革命根据地，对全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鄂豫皖苏区大胆地提拔使用一大批作战勇敢的农民干部，为我军建设作出了贡献。当时有人问郑位三对鄂豫皖苏区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如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他说，由于敌人分割封锁，交通阻塞，当时鄂豫皖没有见到反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一点也没有接受到毛泽东思想。因此，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不能讲毛泽东思想当时怎么指导鄂豫皖苏区两条路线斗争，只能说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鄂豫皖的历史。郑位三说：“中央错误也好，正确也好，鄂豫皖执行时都是天高皇帝远，独立自主的作用大。中央不能经常直接指示，很大程度上是本地人当家。不能作这样的判断，中央正确的时候，鄂豫皖就正确；中央错误的时候，鄂豫皖就错误。鄂豫皖本地干部没有哪个自始至终代表正确路线，情况往往是，这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正确，那个人在那个问题上正确，这是鄂豫皖两条路线斗争的特殊情况，没有哪个始终代表正确，没有哪个始终代表错误。”郑位三这段话讲得很朴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实事求是的。郑位三无私无畏，敢讲真话，实属难得。
对于“文化大革命”，郑位三始终持反对态度。他特别不赞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1967年初，郑位三遭到批斗，经受了各种折磨。1969年11月，郑位三被安排到吉林省四平市郊中央组织部的“五七”干校劳动，继续接受审查，以后又转到河南省长葛县中央组织部“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审查。这时，夫人蒲云也一同上“五七”干校，但是干校不让蒲云与他住在一起，更不让照料郑位三。郑位三本来就是一身疾病的七旬老人，除参加体力劳动外，还要自己拾柴、挑水、做饭。他常常晕倒在厕所和路边。身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未能打垮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以不同方式抵制这场“革命”。郑位三对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他说：“我虽然相信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第二次大革命”。
1972年8月4日，郑位三从河南长葛“五七”干校返回北京，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继续接受审查。1973年6月7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才，郑位三获得解放，搬回原来住地，恢复原工资和有关生活待遇。但是，郑位三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病情越来越严重。1975年3月中旬，他住进北京医院。5月开刀动手术，仍不见好。此后，他就一直没有出过医院。1975年7月27日，郑位三因患胰腺癌，病逝于北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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