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方言大观》之第一章 随州方言的文化属性

每个地方都有方言，每种方言都有其文化个性，也都有其文化归属（共性）。而且共性往往比个性更重要！就像一个人的姓，无姓的人，不仅身份难以确定，在社会上还会遭人白眼。假若还能攀上“贵姓”，你就自感高人几分。倘若与反动派连上了宗，那就算你倒霉。本人在儿童时代，就被称为老蒋了，而且是在“打倒老蒋！”的一片口号声中长大。尽管大家只是开玩笑，在我的心里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如今的随州方言，无疑属于中国北方方言区。据专家考证，全国汉语区内，有四分之三的地盘讲北方语。随州地处华中，而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是汉族，不讲北方语才奇怪呢！尽管历史上曾有过几次大移民，湘、赣、粤来了不少人，还成立了各种会馆什么的，但都不碍事。如同一缸清水里滴进几滴墨汁，开始还浓得化不开，过一阵子就被稀释得无影无踪，而且那水会变得更清洌。这只是指秦汉以后至当代的事。此前的情况，正待我们去寻根刨底。将来嘛，那就说不定了，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率加剧，财富转换的节律加快，传媒旨趣的变动不羁，跨区域、跨国际的婚姻习以为常……方言只会越来越变得没有个性，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是任何语言学家都阻止不了的历史进程。即使像我们这些固执的保守主义者，也像当年拒听流行歌曲那样，时间一长，再经社会漕几漕，就见多不怪了，也跟着别人哼起了“就像老鼠爱大米”。

然而真到了共性完全淹没了个性的那步田地，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来讨论随州方言了。现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随州人还在大讲着随州方言，而且还会讲很长很长时间，如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漫长而持久。一个不争的结论是，语言是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英国学者戴维·克里斯特尔编纂的《现代语言学词典》中所讲：“当人群之间有地理上的阻隔或有社会等级的差别时就会有方言产生。”也会有方言存在。

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期，随人完全讲的是随地土话。此前的随州方言，纯属炎帝文化。到了秦楚之争后，为了生存的小国寡民们便朝秦暮楚，不得已学起了秦腔楚调。他们带着浓重的随国地方口音，讲起话来嘴里就像含着烧萝卜，秦腔不像秦腔，楚声不似楚声，完全裹不“秦楚”了。于是便产生了“不秦楚”的民间故事。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文化政策，“秦楚”也便改成了“清楚”，意思是要“清除楚人”的一切隐患和影响，让秦政权纯而又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文化的顽强性是刀枪所不能斩杀的，它的发展前景只能是融合。

炎黄文化融合后的随州方言，逐渐由南方方言区演变到如今的北方方言区。它当然还在变。二十年前，我们称姓“江”的乡亲们还是老“刚（江）”、小“刚（江）”，可现在不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称呼：老“江（jiān）”、小“江（jiān）”。我们真地要像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来抢救随州方言。不然，就愧对“炎帝神农故里”这个世界华人朝祖的圣地了。

我们不得不再次回答那位专家在首届编钟节上的提问：“随文化到底属楚文化，还是属中原文化？”这话问得我们有些不高兴：“编钟就摆在那里呢，它可是独一无二的呀！”《山海经•海内经》上说：“炎帝之孙伯歧生鼓延，是始为钟。”遗憾的是，这一典藉似乎并未引起专家们重视，节上所提交的所有论文，只字未提这一背景：钟自随州始，也最终在随州臻于完善，达到艺术最高峰。可编钟能说明一切吗？人家的问题还是问题，他们需要更多的证据和事实，才能作出更准确、更合理的权威判断。权威！这话谁都能掂出份量来。没有权威发话，我们吼得再响、吼破了嗓子也白搭。经院学派与田野学派永远是矛盾的，就像政治上的朝野之分。这就是话语权，这就是现实！你瓷糙么事？有精力、有时间、有毅力，你就去脚踏实地地干点粗活儿、笨活儿，把那些别人看不上眼的破铜烂铁、破衣烂衫、废纸废料、白菜帮子、萝卜缨子统统收拢来，一锅煮了，或许能像居里夫妇熬沥青一样熬出点名堂来。哪怕什么也没熬出来，却为那些有话语权的专家们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原材料，也算是尽到了一个随人应尽的义务了。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个工作。 　我们时时惊叹着语言变化太快！方言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几年前，剃头师傅还挑着挑子满街转，现在连农村山沟里也见不着了。到处都是发廊、美容院，你还拿“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来形容一对男女“你热他不热”的恋情时，谁还搞得懂？“癞蚪爬在凌冰上——半边儿热”还凑合，生在乡下的小青年还能看到学名叫做蟾蜍的癞蛤蟆。

但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就像遗传基因一样。中国的汉字千变万化，“人口手，山水田，马牛羊”这几个基本的字型却永远不变。“认字无别法，只须认半札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只看一眼，你就从半札儿或半头儿上，猜出来了：巴巴、马马、耶耶、乃乃。汉字最多的是这种形声字。 文字符号如此，语言符号也如此，表达吃穿住行的基本词汇也不会变。

我们先说吃。一个小孩呱呱坠地，张开口便是寻找母亲的乳头。对于孩子的这种动作该怎么表述？北方人叫吃奶，南方人也叫吃奶，离我们最近的周边地市如信阳、南阳、襄阳则叫吃妈妈。惟独我们随州人别出心裁，叫“吃脒脒”。这一叫何其伟大！脒者，米也。米是稻耕文明出现后的概念，是炎帝神农时代科技领先的具体反映。神农最早在这里栽种水稻，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提升了人们语言表达的艺术高度。妈妈有米吃了，娃娃当然也就有脒脒吃了。这种生活改善后的喜悦和自信，还延伸到家养动物的吃食上。我们唤财财儿（猫）吃食：“脒脒——”！这种像对娃娃一样亲热的呼唤，决不是当代人对宠物的格外示好，而是猫能捉那些糟蹋粮食的老鼠，有效地保护了人们的劳动成果，可谓功不可没。我们唤狗吃食也赋有这种奖励意味：“狗饿——”！这也是因为粮食多了，对能够守卫家门，保护主人财产安全的狗子，饿了同样可以分享一点主人吃过的残羹剩饭。有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是这般紧密，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基本原理在此得到了最直接最充分的体现。

我们再说穿。在穿戴上，随人方言的文明程度则更高。古往今来，人们在设计服装时，都缀有各种各样的口袋。那是为了出门方便，而装一些必要的生活小用品。这种口袋，有的地方叫荷包，有的地方叫衣兜，有的地方叫衣袋，随州的称呼最特别：统褂！真正的写法叫统卦！《易经·系辞传》说：伏羲氏始作八卦，神农氏演绎成六十四卦而为《连山易》。《连山易》是当年的百科全书，是指导人们生产、生活和一切实践活动的理论法宝，人们必须随时随地带着它。身上之所以缀上这种口袋，就是为了统装卦签，就像统上某种技术手册一样，以备随时翻看和调用。别的地方会有这种文化品位吗？惟我随人！

现在再说住。小孩躺在摇窝里，妈妈、奶奶在摇孩子睡觉时，总是大声唱着：“啊——啊！睡高高啊，啊——啊！”孩子平躺在摇窝里，怎么会是“睡高高”呢？这让人大惑不解！其实一点破，你就会哦哦连声，恍然大悟。这词汇真是太古老了，古老到有巢氏的生活时代。当年我们的老祖宗还处在采摘文明阶段，没有房屋，也居无定所。为了防备野兽和蟒蛇毒虫的侵害，夜晚总是宿在大树上，当然树越高越安全，而娃子总是睡在最高处，大人则睡在旁边或下面，嘴里还不断吆喝着“啊啊——睡高高”，这既是催眠的摇篮曲，也是为娃娃壮胆子。我们随人几千年来还保持着先民的这种语言，而且不绝于口。平常大人们睡觉，往往半夜醒来，嗍一袋烟或撒一爬尿后再睡下，也用“高”来作量词，说“睡了两高瞌睡”、“三高瞌睡”。母系氏族时期，还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方言土语。至今还在我们口语中出现的“盆娃”、“碟娃”、“猪娃”、“狗娃”……几乎所有名词之后都可缀上“娃”，真可谓“女娲化生万物”。产生于南方的《山海经》、《淮南子》、《楚帛书》中均有“女祸化生万物”、“伏羲女娲齐天育人”的神话，这就更加证明炎帝及其先祖确系生活在随州和中国南方诸地。

随州口语中对“洞”的使用频率也很高。“我的钢笔不晓得丢哪洞里去了？” 　　

“好像是放在柜洞里得！” 　　

“不对！我想起来了，是夹到书洞里得！” “放柜洞里得”这句话还能够理解，柜内装物的空间还有点像洞。而“夹到书洞里得！”就无法理解了，一本薄薄的书无论如何也形成不了洞，这完全属语言习惯问题。此话就是炎帝诞生于神农洞的最好印证。当年人们的洞穴生活所形成的语言表达习惯，就是这么顽强地世代相传。随，这块天生的风水宝地，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语言的一脉相承，正是人类自身血缘一脉相承的表征。

“蹿东游”，这是一句非常狠毒的骂人话。狠毒在什么地方，我们先不谈。它的真实意义，则从“行”的方面，为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寻找到了另一佐证。谁都知道，中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在洪水泡天的年代，为逃避大水对人类的侵害，我们的先祖炎帝神农不得已带着他的部分子民西迁；东游是汪洋，那里是万万去不得的。“蹿东游”，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比咒人死亡更狠毒百倍，人死了总还有个尸在，被水打走了，你从哪里清尸去？后来有了神话小说《西游记》，有人考证，此书不能只用佛家的眼光看，那是一本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奇书，全是“五行”、“八卦”之类的隐语。我这里只以人名为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是金、木、水、火、土，西天取经的师徒四人中，唐三藏的“三藏”代表“金、木、土”，号称“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别名有“心猿”、“金公”、“金”，孙悟空即是金，又是火，因为火能克金，号为金之公；猪悟能（八戒）别名有“木母”、“木龙”、“木”，号为木之母；沙悟净别名有刀圭、黄婆、土，悟净即是净土。这“三藏”缺一都到不了西方[1]。这里似乎看不到水，若把唐三藏的坐骑白龙马（龙王之子）看成水的话，那也只能把它当作工具，是渡过苦海而到达极乐世界的舟楫而已。西游是神的去处，是我们神农大帝战胜灾害、扩充实力、繁衍后代的福祉。“蹿东游”则是可怕的灾难！